“这封密函已经由证物司的官员审查过，书写笔迹，确凿出自谢弼之手。”

“本案虽无人证，但仅凭物证，也可定谢弼之罪。”

诵读完案情后，大理寺卿自桌上拿起作为重要证物的‘通敌密函’。

一双凌厉眼睛，不怒自威地注视着谢弼。

“谢弼，本官且问你，你可承认这封密函，乃是由你书写？”

“若不承认，大可举证辩驳。”

案情的核心，就在于这封密函。

若谢弼能够自证清白，这封密函与他无关，既能洗清嫌疑，又能反将李乾一军。

反之，单凭这封密函，就足够定谢弼的死罪。

谢弼注视着大理寺卿手中的密函，眼神无比坚定。

“这所谓证物，绝非出自在下之手，想必是有人临摹了在下的笔迹，以此诬陷。”

“既然证物司的官员们，都已经审查过这封信，意味着，临摹之人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其笔迹与在下，已经别无二致。”

“若不能抓住临摹之人，在下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而且陷害之人，能够造出这密函，就意味着，行事极为隐秘，想必那临摹之人已经被灭口。”

谢弼这番话，不无道理，但光有道理还不够，毕竟审刑院只看证据。

大理寺卿眼神没有任何波澜，既然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秉承着公正客观。

绝不会因为和秦风的特殊关系，就偏袒谢弼。

若谢弼当真叛国，他会毫不犹豫地处以谢弼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