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定，每对夫妻只能生一胎，但随便看一下，只要不是公职人员或者是公办老师，每个农民家里都是至少生两胎。

——只要给村里、乡上管这块工作的干部“打点”到位了，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你，还能帮你想办法应对定期的检查。

“靠啥吃啥”在某些专干、基层干部那里成了常态。

还有不能不说的一点是当时的工作作风问题。

那个时候，农村街道墙壁上最常见的标语基本上都是与人口生育相关的，内容简单、明了，但也很粗暴。

作者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看到过这样一篇内参文章（三十多年过去了，相关内容虽有密级，到了现在也过了保密时效）：中部某省的一个县组织多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查工作，把一个村里所有已婚育龄人群聚集在村办小学进行甄别，其中竟包括了丧偶的寡妇，工作人员言语与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轰赶着人群撵鸡赶鸭一样。

一位当年曾“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老人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带情绪的话表示不满，参与联合行动的人员竟然动了手，老人连气带吓倒下后再没有起来。

报社的同事在那里采访了三天，将文章刊发在了内参上，并得到了时任省府班长的关注和批示。最终，该县四大班子及相关多个部门主官、责任人受到处分，其中十数人在此事件中落马。

八十年代，国家向广大农民销售凭证式国债（国库券）借贷，这本来是一件利民利民的大好事：国家有了钱，就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做惠济民生的重大工程；农民把钱借给国家，也能取得比常规存款更高的收益，可谓一举多得。

但实际情况是，基层的一些管理部门和管理者根本不向农民解释“国库券”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是不管你愿不愿意，相关费用都包括在了农业税里直接扣掉了。

而且，本应该按对等额度发到农民手里的凭证，大部分都被其中的一些人装入了个人腰包，中饱了私囊。

因为信息不对称，农民们也不懂，他们甚至不知道拿到手的几张国库券是做什么用的，只认为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乱收费。

要知道，中国有八亿农民，这个基数下的金额是巨大的。

我是不是又说跑偏了？书归正传。

胡若云开始行动了。

他把中招考试期间与“狗少”的遭遇写成的详细书面材料逐一复印了一份，和再次重洗的照片放在一起，用大号信封装上按王宏彬名片上的地址，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了出去。

他相信秘书肯定会把这封信交到王宏彬的手里。

你千万可别说王宏彬不分管这一块儿，区区一个县局局长，而且还是副职，在王宏彬的眼里真的是还不够看。

胡若云的邮件从安南县老固乡邮电所寄出去，到省城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胡若云坚信王宏彬一定会关注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