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贝托鲁奇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有解，有出路，就会被毙掉，被唾弃为“媚俗迎合观众”、“不虐主”。

相比之下，奥斯卡就商业一点，也“庸俗”一点，你前期可以一样苦逼深邃。但最后稍微救赎、灵魂升华一下、或者小团圆小确幸一下，评审团也能容忍。

所以历史上那种《末代皇帝》的拍法，充其量只能拿拿奥斯卡金像奖，但绝对拿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主单元大奖的。

《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想拿去欧洲评三大电影节，那它就应该在老囚犯出狱后绝望上吊自尽那儿戛然结尾。最后拖到救赎出来了，那对不起，你别来欧洲了，乖乖跟着美国人的奥斯卡庸俗吧。

……

想到这儿，顾骜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丫的不会是因为贝托鲁奇提前了四年多来华，所以他自身的心路历程还没调整过来，所以还一心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而没注意往奥斯卡发展吧？

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今年才刚拿戛纳金棕榈提名呢，热血尚未冷却，说不定一心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真正拿一座金棕榈或者金狮。历史上要被蹉跎个四五年，发现无法登顶文艺的最高峰，才颓废地去追求奥斯卡金像奖。

顾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托鲁奇先生，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考虑换个推广思路呢？如果你拍这部电影，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欧洲三大电影节去，而是拿到好莱坞，参选奥斯卡，那么人性的救赎、有解之类的，就都不是问题了。

好莱坞对艺术片的调性容忍性，可比三大电影节宽松一些，他们能忍受一个被救赎的主角的，甚至于他们就是主动希望看到救赎。”

贝托鲁奇茫然一愣：“放弃三大电影节？就奔着奥斯卡去？我32岁就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我现在盯着的就是金棕榈奖杯！”

人都是这样的，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容易珍惜，还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吧，奥斯卡的逼格也没这么低，但偏偏贝托鲁奇9年前、刚刚32岁的时候，就少年得志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所以在他心里，始终偏执地觉得三大电影节比奥斯卡值钱。

何况，他是搞“艺术”的嘛，又不是搞“商业电影”的。1980年代的西方，艺术片导演对商业片的歧视是很明显的，有点儿像21世纪的严肃作家歧视网文写手。

要到苏联解体后、美国赢得了对全球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定义权，情况才根本性改变。

顾骜只能对症下药继续劝说：“你只是拿了最佳导演提名而已。在奥斯卡也不能算走到头了，说不定这次还能拿到获奖、甚至直接拿到最佳影片呢？美国人目前的意识形态，也是倾向于对华友好、发掘历史厚重的，做人要顺势而为。

相比之下，倒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非常强烈，不怎么看得上中国的历史积淀。我觉得你只要肯投入，这部片子去奥斯卡肯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顾骜的话，句句都劝在了点子上，一看就比乔英华这种不懂洋人评奖倾向的外行人高到哪里去了。

贝托鲁奇终于有些意动。

“可是，这种电影注定票房是好不了的，一开始就让人一眼看出无法去拿三大奖，投资人会犹豫的。中国的票房市场又那么小。何况，我在好莱坞已经多年没有合作愉快的发行商和宣传商了，9年前合作过的朋友好几个都退休了。”

虽然他还在解释，但肯解释就说明已经在想操作层面的事儿了，合作意向算是解决了。

顾骜越俎代庖地建议道：“投资和拜票的事情，我相信你只要跟王妃好好恳求一下，会解决的。现在的关键，就是在编剧基调上取得双方统一，至少要拿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情范围大纲。后续创作可以慢慢来，保证不超纲就行。”

贝托鲁奇想了想，对乔英华摊牌：“看在顾先生和王妃的面子上，我接受这个条件。我们先弄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本大刚来，然后剧本的具体创作，由我找人完成，我不要你们中视公司的编剧团队。创作完之后你们拿去给有关部门审核一下，通过就拍，通不过就算了。”

乔英华想了想，对方都已经同意交出终审权了，想掌握创作过程，也是应该的。

只能让中视那些编剧组的人失业一把了。

其实也不叫失业，毕竟都是央企员工，无非是不用干活白拿工资罢了，说不定中视的编剧组听到这个消息还会暗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