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并非太子的普通王子，如果在平时夜闯宫廷想要求见父王，那肯定是不会被侍卫斩杀的。

可是，如果他是在皇帝有可能病重驾崩的那天夜晚，突然非宣召强行入宫，那就很有可能被神经过敏的御林军擦枪走火干掉了。

闹明白了近期的很多看起来很不专业、情绪很不稳定的毛子方面国际应对手段、加入了“因为紧张而情绪不稳定”这个变量后，很多局面都豁然开朗。

基辛格或许是美国暂时唯一一个看出这个关联的人，当然并不是一直唯一——至少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关门弟子顾骜，想借助顾骜的脑子快、经常有真知灼见，跟他一起参详一些可以利用这一点的秘密外交预案出来，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认知为小团体利益谋一些好处。

当然，以基辛格的估计，最多一两个星期，如今的正牌国务卿舒尔茨肯定也会反应过来，然后再不超过一周，就会捅到李根总统那儿去。

基派势力要想证明其在美国对外事务上的常青树价值，就要打这个时间差，先做出一点成绩来，然后一旦总统需要，或者总统刚刚醒悟过来，就瞌睡送热枕头，把总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这样圣眷就更加巩固了。

基辛格与顾骜，开始各种推演，把之前论文课题提到过的各种可能性，都做上对应预案，尤其是按照“苏联人如果情绪一直不稳定，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出现此前没想到过的新情况”这一大的思想脉络往下推演揣测。

这种事儿是非常费脑的，连续十天的紧张学术操盘，顾骜都是在基教授的授意下，拨一拨动一动，只执行，不天马行空，不负责设想新的假想敌，把教授布置的方案都做了。

时间很快推进到了10月中旬。

“格林纳达如果出事儿，你这个快速反应方案不够完善。从尼克松开始，我们供核档的总统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要听‘上中下三策’的汇报，然后选一个。你直接给他一个方案，总统会不满的。”

这一天，在基辛格的办公室里，基辛格对顾骜拿出来的最新快速响应应对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修改意见还不止一处：“这个阿根廷如果被苏联人扇动、出现变故的应对方案，也不行，备选项不够多。”

顾骜摘掉眼镜，揉了揉鼻梁，一边装累，一边不着行迹地心机：“教授，咱都是自己人了，你应该知道我这几天多辛苦，几乎是不眠不休了，那种注定要被否掉的陪衬方案，何必让我来想呢，你随便找个人，或者是阿卜杜拉学弟，或者别的可靠的谁，搞定不就好了，反正总统先生不会用的。”

基辛格歪着脑袋想了几秒钟，也注意到顾骜智力快被榨干了，选择了“掐头去尾脱敏后，放手外包”。

他跟顾骜刚才的这番交谈，言语并不多，但并非外交专业、或者对美国高层深有理解的人，是听不懂的。

这里就得提到后世基辛格回忆录里的一番论断了：从尼克松总统开始，因为尼克松跟东方智慧交锋了一段，回来之后，就喜欢上了学中国古代兵法那样，军师出谋划策一定要给主公“上中下三策”的选项，然后总统只负责拍板。

原先的美国总统，也希望下属汇报工作的时候，多给点分析选项，但没这么硬性。而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这几乎是硬性要求了。

这就导致很多幕僚工作量大增，后来也就随便给很不靠谱的备选方案，满足总统的“甲方情节”。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亲笔写道：“有些安全和国际关系幕僚摸清了总统的脾气后，就往往这么干：A方案是他真心想让总统采纳的方案，而B方案和C方案根本就没想过。

总统非要3个，那么幕僚就临时想‘B方案就是直接跟苏联人打核大战同归于尽’，‘C方案就是直接认怂，承认苏联人拥有领导世界的权威’，最多再描述言语上稍微修饰一下。他们明知B方案和C方案就是用来满足总统的甲方拍板欲，绝对不会被使用的，所以再荒唐也无所谓。”

这样，总统幕僚和顾问们的形式主义工作量就大减。

基辛格本人，当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正是从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转岗到国务卿位置上的，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是最有发言权的。

尼克松之所以最后出了“水门事件”，也是因为手下一个“明显用来陪跑的荒唐备案”居然被真的执行了，然后就闹大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根本没有从窃听民猪档的事儿里，获得任何竞选优势，他也完全不需要刺探，都能清白选上总统。

所以说，“甲方为了显示自己权威的选择欲”，有时候是多么害人害己。万一你脑抽选中了一个乙方就是随便设计拿来陪跑的方案，最后就哭去吧。

基辛格如今还知道，尽管中间被卡特间隔了四年，但李根上来后，供核档系的总统，在国际关系问题决策领域，几乎还是沿用了尼克松“一定要汇报上中下策”的办事习惯。

只有遵照了给上中下策办事风格的顾问，才会得到总统的赏识。

如果很强势，只给总统一个选项，逼着总统按你的思路执政，那么这个顾问很快就会被认为是“试图操纵总统”而失宠。

怎么说呢，这也是人之常情。哪怕到了唐纳德时代，人家号称没有“圈内人的官僚气”，可如果班农真要搞“只给总统一个选项”，还不是要乖乖失宠被踢出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