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内部进行激烈争吵的同时，奉天方面亦有着极为热烈的政治活动——国会情愿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自从1905年清廷下达预备立宪的诏书后，各地便掀起了立宪活动的浪潮，东三省虽然位置较为偏僻，但亦有波及。到了1907年8月，梁启超和蒋智由在东京建立政闻社，以图靠发动和组织一定社会力量来胁迫清政府认真准备实行立宪政治。政闻社自成立伊始便组织了数次请愿活动，上书要求开国会、实行立宪，并企图打入朝廷内部延揽大权。虽然清廷很快就以“过激举动”为由下令查禁了政闻社，但国内与政闻社性质相似的许多团体仍在为倡议立宪四处活动，且这些团体的首脑往往颇有背景，清政府不得不有所迁就。

为了合理“收编”这类政治团体，当年9月清廷便谕令各省模仿西方议会形式设立谘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惮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年底时奉天谘议局成立，不久又由官办改为绅办，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亦紧随其后。到铁矿与铁路两场谈判开始时，奉天已完成了省谘议局和府州县议会的成立和选举工作。

当然，这不是民主政治的开始——议员名义上由府州县各级选民选举，实际上由于选民占总人口的1%还不到，等于是由地方官指定，议会根据有关章程规定，选举议长，定期开会，为地方兴利除弊。由于当时并没有确切的人口统计，清政府以漕粮数等相应折算，奉天省50名，吉、黑都是30名，在全国范围内看来是属于比较少的。

虽然奉天省人数不多，但由于徐世昌的手段和开明，有关政治冲击在东北各省虽然不像内地那样轰轰烈烈，但效果并不差，“大凡预备立宪的政体全都布置得极为周密”。他所主持的官制改革是清末地方政体改革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大家为其鼓舞，也没有太过激的行为。考虑到近年来的影响，沈麒昌、禹子谟、禹子骧、黄炎培、陈茂德几个都被指定成为代表，本来柳亚子很感兴趣，但他来奉天时间不长，又忙于筹办《奉天时报》的出版，结果就没能当成。秦时竹、葛洪义等不是官吏就是军警，是没有资格当选的。

没资格当选不等于没影响力，由于秦、禹二人奉命交涉修铁路事宜，当即成为议员们较为关心的话题，不断有人前来打听消息。在谘议局中，以沈麒昌为首的辽阳派虽然不同于勋旧出身的盛京派，但因为东北从来就不以科举见长，朝中退下来的官员亦少，因此辽阳派为主的商绅占据了谘议局的主流。这些议员一方面从政治角度关心谈判进展，另一方面又从经济角度关心谈判进展，形成了极为热烈的双重炙烤。

秦、禹两人一时间无法招架，只能以“事关机密”为由绝口不提，当然禹子谟在谘议局里是拍了胸脯表态“绝不卖国”的。

……

“军方以为，铁路守备队必不可少，可以有效监视俄国和支那动态，万一有事可直接出动维持秩序。筑路可以，但要求按南满铁路的方式操作，即同时拥有附属地和驻兵权。”儿玉源太郎是“武治派”的主要代表，在有关铁路修筑谈判案中持有较为强硬的立场。

“问题在于本来美国方面已同意向支那提供贷款，由于其一贯标榜‘门户开放’，‘尊重中国主权’，如果我们逼人太甚，会适得其反，造成这条路修不成，这对帝国利益是很大的损失。现在不同于日、俄战争时期，英、美对帝国在满洲的势力已比较反感，不应过分刺激他们。”后藤新平对此持有较为温和的态度。

“那也应该坚持中日合办，由帝国控制实际上的经营。”

“儿玉君，支那目前兴起了收回利权的运动——吉长路刚刚露出合办的意思就招来一片反对声，而在支那南方，反对声音尤为强大了。在此情景下，帝国不适宜直接作为支那的靶子出现。”

“成为靶子又怎么样？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支那人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他们敢反抗，那就意味着第二次日清战争，我将率部队打到北京去。”

“很多事情不是光凭武力就可以解决的。三年前中国的‘抵制美货’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得帝国的商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现在为了挽回颓势，美国努力在营造宽松气氛，我们如果坚持过于强硬的态度，会面临与美国当时一样的局面，这对帝国在支那商业的扩展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不派兵，怎么保护侨民安全和利益？而且不以路权为抵押，怎么确保贷款的如期归还？”

“儿玉君，据我掌握的情报，奉天方面最近几年设立的产业如辽阳公司、三电公司、文明公司等，表面上看是由不同的人在管理，但他们真实的总后台其实是奉天巡防营统领秦时竹，这个人你应该比我更熟悉。”

“嗯，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