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然已经表态支持老袁，如果不问他索取点好处，老袁岂能不疑心？不要忘了，奸雄可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也是，趁这个机会把新疆弄到手才是正道，老袁不甘心也得让出来。”

总统府的袁世凯正对着秦时竹发来的电报发呆，他刚刚接到数个消息。可谓有喜有忧。首先是中、俄第二阶段谈判已经结束，中、俄两方就战争责任、战争赔偿达成了协议。中、俄两方共同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局部冲突，无意冲突，并不会因此“损害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鬼才相信这些话，中、俄之间从来没有友好过）。双方都对此次冲突表示遗憾，但也不认为是对方蓄意挑起的，因此，各自放弃对彼此地战争赔款要求。彼此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中国主要是城镇损失，俄国主要是铁路器材损失），随即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有关俄国中东路驻军、现在关押的俘虏和缴获的装备问题，但毕竟坐在谈判桌前了，各国舆论都对中、俄最后妥协表示看好。上次草签的库张铁路正式签约，只等中、俄第三阶段谈判结束，立刻在各国市场上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徐世昌给自己带来的消息也是利好居多，从秦时竹的话里，徐世昌读出地信息是这样的，此次事件应该尽力法律解决、政治解决，切不可随意动用武力，倘若国民党人挑衅在先，动乱在先，北疆绝不参与。并会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予以谴责。这虽然束缚了老袁的手脚。但只要能挑起国民党人先动手，他就有名正言顺的借口。

梁启超地话说得更加隐讳点。不光是这件事情，希望在所有事情上，袁世凯都能把表面工作做好，最好是能够在程序上取得合法性。至于宋案的解决，也必须依靠这个途径，不然难以向天下交待。在国会、内阁、宪法等问题上，秦时竹的意见基本和袁世凯一致，袁世凯当即表示，如果真的按照秦时竹所说地行事，他愿意并且希望人民党和进步党联合组阁，至于内阁总理的人选，可以由两党联合推选，他并不予以干涉。

秦时竹给自己帮了不少忙，怎么就没有提条件呢？袁世凯有些纳闷，心里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会不会是秦时竹给自己下套，当面说得很好，背地里再搞一手？似乎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秦时竹大肆贩卖武器给南方，袁世凯从来就是知道的，但一直装聋作哑。这次如果还是卖武器，他可以视而不见，若是其它，就比较麻烦了。

在焦虑、不安、疑惑中渡过了两天，第三天他收到了秦时竹的电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秦时竹果然是要来给他讲条件的。条件不多，但每条都切中要害：第一，新疆都督杨增新有贪污嫌疑，要求立即予以查办；第二，在中、俄冲突期间，对立有大功的北疆国防军授予“祖国之盾”荣誉称号，用来表彰全体将士；第三，由于无法获取战争赔款，损害城镇的恢复费用希望中央能够拨款，倘若中央财政有困难，应该授权北疆对外借款，以中央财政偿付；第四，由于北疆肩负国防重任，地域广袤，人口稀少，在洽谈中地善后借款部分，要分拨给北疆一部分充作建设经费。

在袁世凯看来，秦时竹无非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地盘，至于所谓的“祖国之盾”荣誉称号，在袁世凯看来，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不值得一提。虽然秦时竹没有明说要哪块地盘，但他插手杨增新一案的事实已证明了他要将新疆收入囊中，虽说新疆在法理上确实接受北疆管辖。但在实际上却是游离与中央和北疆之间，看来秦时竹已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要钱，倒也不是最紧要之处，只要善后借款达成，分给秦时竹一些也不碍事。

袁世凯思来想去，虽然把新疆让给秦时竹颇为心痛，但大敌当前。稳住北疆这支生力军才是最重要的，秦时竹借口查办杨增新是假，要拿下新疆、巩固北疆是真。考虑到自己一旦平定国民党后就将对付北疆，袁世凯大笔一挥，写下“此事着北疆巡阅使秦时竹全权查办。”

由于南方反袁情绪一直在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在得到了北疆近乎中立的保证后，他更加放心大胆地备战，宋案方面，袁世凯更加无法无天。在法庭不得不宣布延期审理后。元凶武士英被赵秉钧派人毒死在上海监狱里。紧接着，由于证据不足，应桂馨被宣布保释，在家听候传唤。哪知应刚刚回到家里没几天，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应家还是在一天夜里燃起大火，熊熊的火光吞噬着应宅。由于火势甚大，较难破灭，等天明时分控制住火势后，应宅已被烧成一片白地，应桂馨本人自然也难逃此劫。根据调查，有故意纵火地痕迹，现场也发现了相应地助燃剂，但却无法追查到纵火犯。只能当疑案处理。所有人都在揣度。大概又是北京城的某某干地，袁世凯处以风口浪尖。也不在乎再多几条传闻。

5月8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李纯即于5月12日命令所部主力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又命令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往兴国，并亲率师部进驻蘄春。继六师之后，北洋第二师也于随后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并弹压湖北地面。湖北局面，原本是革命派、中间派和北洋派各一个师，在此情况下，北洋派的师变成了三个，中间派控制在共和党手中，也倾向于北洋，北洋派的力量顿时在湖北有了压倒性地优势。

与他同时，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倾向革命，海军总长刘冠雄悄悄派人运动海军拥袁。5月中旬，海军部把这些舰队调赴烟台集中检阅。当时，孙中山主张阻止海军北上，但黄兴、陈其美以为无碍，未予阻拦。结果，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改变了政治立场。至此，袁世凯已摆好了决战的阵势。

国会方面，随着国会进程的陆续进行，国民、人民、共和、民主、统一五大政党以国民党为一方，人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为另一方，为选举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多次预备会的争吵，五党商定14日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互选规则等案。16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会，吴景濂由于主持临时参议院的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反国民党”阵线的联合，当仁不让，以高票当选。次日，作为交换，在众议院选举议长时，人民党全体支持民主党汤化龙，由于事先协调得力，汤化龙最后战胜对手，当选为议长。作为政策协调地代价，支持此二人当选的国民党稳健派获得了两院的副议长位子，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的稳健派却和激进派吵得很凶，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于国民党与反国民党阵线地矛盾，或者确切地说，所谓“反国民党阵线”其实是反国民党激进派阵线。

当然，不能因为国会里存在着种种政客的交易就抹杀国会的积极意义。国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近代中国地历史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它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其成员却大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主体是旧时代的精英分子，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议员反而为数甚少，总体上偏向保守。

从阶级立场上划分，大体说来稳健派（中间派）地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人民党的中间道路甚合他们的胃口。《人民日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盼以渴望太平之隆盛，—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安，较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也……”这就反映了主流舆论的态度，宋案是要追究的，但借机搞二次革命，用武力对付就是不应该了。

与人民党的合作以及秦时竹的保证，提高了梁启超地地位，也大大加速了进步党地成立，决定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后，由梁启超担任实际领袖，虽然合并过程一直不顺利，各党为自己的利益争执不下，但当时不断发展变化地政治形势决定了这种搁浅是不会长久的。

随着由宋案而起的反袁事态的扩大，袁世凯对三党相倚之心也更加急切，而三党急于与袁撇清关系的态度也更加明朗。梁启超抓住有利时机，借商议议长席位时，与各方反复磋商，梁启超、孙武、汤化龙、王赓等要人皆到会演说，一致强调为取得议院多数，三党务必彼此容忍与牺牲各方面之小意见、小问题，追求合并成功。20日，三党议员职员举行特别会，讨论党章及成立大会有关事宜并选出新党本部职员。22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