傒交发意之孚,方进沃心之论。
实觊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
自二年春后,每当臣进说,陛下尝首肯应臣。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年之遇也。
不思道大则难容,迹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
如臣至愚,岂免众口?
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
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羞公论。
志既乖于仕道,义当致于为臣,屡恳请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
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合遂于初心,岂舍王哉!
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
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闓今传后,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
岂期矜贷,尚俾甄升;恩虽甚隆,义则难处。
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
臣非敢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
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
应当说,这篇谢表里边,充满了抱怨之意,监察御史董敦逸立即弹劾:
“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
怨躁轻狂,不可缕数。
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
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权门,动摇言路。
幸陛下圣明,察其疏缪,止令罢职,示朝廷之宽恩也。
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
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
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乞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
等到苏轼所拟的《放免天下积欠诏》传至洛阳,程颐读罢,终于彻底息了争竞之心,绝了入朝之念。
他能够做到的,苏轼能够做到;苏轼以自身仕途断绝为代价,为天下贫民请命,最后得以施行,这样的举动,却不是他想得到的,更不是他做得到的。
此事之后,他再也没有和苏轼竞争士林领袖的资格。
说得亮堂,不如做得亮堂。
苏轼是真正的光风霁月,而程颐,始终摆脱不了“伪君子”的嫌疑。
因此只要苏轼不相,他就不可能再有入仕的机会,否则必然被士林所不齿。
于是再次上书辞谢,这一次的态度就非常老实了:
“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
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胡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
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辨而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
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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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深愧惧。
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憎,动招谤毁。
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
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特降指挥,许回田里。”
高滔滔给足了程颐体面,诏不许。
程颐只得承领敕牒,但是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终不就职”。
这一次,是真正绝意于仕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