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古代还有专业的信客，专门以帮人传递信件或物品为业，是那个时代的快递小哥。信客这一职业一直到20世纪还存在，余秋雨就写过散文《信客》，对其有细致的回忆。

古人寄信，都会把信放在密封的细长筒里面，一般是竹筒，这样既能保证信件不被损坏，也能保证隐私安全。这种装信的桶叫作“邮筒”，在唐朝时就有这一称呼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还有用飞鸽传书的，但成功率比较低。距离近一点的还行，远的就很难了，毕竟鸽子没有GPS导航系统。飞鸽传书一般只能飞单程，寄信人从出发地出来时带着鸽子，到目的地把信件拴在鸽子身上，让鸽子飞回出发地送信。你想让鸽子飞到别的地方送信？不好意思，鸽子做不到啊！另外，有些地方的人爱吃鸽子，鸽子送信途中甚至可能“因公殉职”。王老师生活的城市长春，旁边有个伊通县就以烧烤鸽子闻名，很难有鸽子能够活着飞过伊通的上空。虽然飞鸽传书成功率较低，但古人也有提高成功率的办法，用多只鸽子传递内容相同的信件，活着飞回去的概率就大了。

在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收到家人或朋友的信件是十分不易的事，所以才会倍感幸福，这种幸福感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古人倍加珍视信件背后所带来的情感慰藉，那才叫“纸短情长”。在车马慢的时代，情侣间写一封信寄出，收到时可能已过去半年。所以说那个时代“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不像现在，手机随时可以撩一撩，半年时间都谈完好几场恋爱了。

59 古人如何运输“加急快递”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家都知道杨贵妃爱吃荔枝。然而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杨贵妃的荔枝是怎么运输的呢？

首先我们得先了解荔枝的运输距离。杨贵妃吃的荔枝，可能有两个产地，一是巴蜀，二是岭南。巴蜀是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一带，唐朝时那里的气候比现在暖和，盛产荔枝，杨贵妃吃的荔枝可能产自合江或涪陵。岭南即两广和海南一带，至今依然是各种水果的重要产地。杨贵妃当时住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巴蜀到长安的距离相对还算比较近，有二千多里，北上越过秦岭就可到达。尽管如此，唐玄宗为了心爱的人能更快一点吃到荔枝，还动用国家力量，为运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就已修建起四通八达的国家级道路。之后的历代王朝又沿用并扩建，组成了我国古代的全国道路交通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长安南下子午谷，翻越秦岭，通往汉中、巴蜀的“子午道”。唐玄宗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础上，修整开辟出一条更为便捷的路线，并沿途设立驿站，用来运输荔枝，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荔枝道”。

“荔枝道”上的最快运输速度有多快呢？当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范阳到长安郊外的华清宫相距一千五百公里，六天之后，唐玄宗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可见当时最高的行路速度可达每天二百五十公里。“荔枝道”运送荔枝的速度应该和这个差不了太多，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快马加鞭五天也就送到了，只怕会累死狂奔的“皇家快递小哥”。

快马运输，道路会很颠簸，荔枝很容易就会被挤压成“荔枝汁”。而且荔枝收获时节的天气很炎热，搞不好就会腐烂变质。但杨贵妃吃到的荔枝是新鲜完好的。《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当时是怎么做到保鲜运输的呢？王老师看过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竹筒保鲜运输法”。采摘下的新鲜荔枝，连枝带叶放于竹筒中并用泥巴密封，这样运输既保鲜又防压。第二种运输法更为用心，可称“木箱低温运输法”。制作一个带夹层的木箱，在夹层里填充棉花和羊毛，将新鲜的荔枝和冰块一起放入木箱内部并密封，便可保证运输时箱内低温保鲜。此方法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冷链运输技术，通过这种方法运输到长安的荔枝，色香味俱全。

杨贵妃也吃岭南的荔枝。两广地区光照时间长，荔枝的味道更甘甜。《新唐书》中便有杨贵妃吃岭南荔枝的记载：“杨贵妃嗜鲜荔枝，岭南节度使张九章乃置骑传送，奔走数千里至京师。”多说一句，这个张九章，就是那个写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大诗人张九龄的弟弟。杨贵妃得宠时，各地官员争相进贡，张九章因进贡荔枝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官至户部侍郎。可岭南到长安得有二千多公里的路程，前面说过，唐朝最快的运输速度是一天二百五十公里。二千多公里的路程，得要10天的时间，荔枝烂了怎么办呢？一种比较靠谱的推测是“荔枝树整棵运输法”：在荔枝将熟还未熟时，就连根带土地将整棵荔枝树移植到盆里，然后用船水运北上。快运到长安的时候，荔枝也快熟了，这时将荔枝摘下，再用驿站快马加鞭运到长安。

看来，古代皇帝撩妹子也是个技术活。但杨贵妃也因爱吃荔枝而背上了历史黑锅，包括杜牧在内的一大票人，恨不得将唐朝的衰败都归咎于杨贵妃。其实岭南进贡荔枝的历史在汉高祖时就开始了，那时的南越王就进贡过荔枝。到了汉武帝时，还曾将荔枝树移植到长安上林苑。但长安气候养不活荔枝，汉武帝因此还杀了看护荔枝树的人。一直到清朝乾隆时，还有福建进贡荔枝的记载。帝王们吃荔枝没事，杨贵妃吃荔枝就国将不存，这是什么道理？红颜祸水的根源还是在于她们背后的男人，女人只是背黑锅的而已。

60 古人出行如何认路

今天我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无论是开车自驾，还是背包步行，都不用担心迷路，因为现在的导航设备太发达了。就在十几年前，还没有这样发达的导航设备，司机开车远行，只能靠随身携带的道路交通图。到了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想找一个具体的地方，地图又没有详细标注，那你就得找向导了。那时候，每个城市入城的公路旁，都会有许多“职业向导”，手持一张白纸站在路边招揽生意，纸上写着“指路十元”之类的。这种向导一般都是当地人，对当地的道路交通非常熟悉。

那在没有导航且交通欠发达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认路的呢？

古代的交通工具落后，但道路交通网还是比较普及的。秦朝统一天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正式建成了连接全国的道路交通网，将以前各诸侯国的主干道路连接起来，并将道路的标准和车轨宽度统一，这就是“车同轨”制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沿袭了秦朝的做法——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国高速路。

这种政府主持规划并修建的道路，古代称之为官道，也做传递官方信息的驿道使用。官道的主干线以都城为核心，向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和大都市辐射。干线下面又有若干分支，连接地方上所有的城镇。以清朝为例，官道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官马大路”，从都城北京向全国辐射，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干线，这类道路相当于今天的收费高速公路。第二等级是“大路”，主要从省城通往该省下辖的各重要城市，类似今天的国道。第三等级是“小路”，从大路或各重要城市通往下属城镇，相当于今天的省道。所以，沿着官路走，基本能到达全国各个城镇。

那古人怎么能知道官路的分布和走向呢？靠的也是交通地图，古时候叫作“路程书”。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商人要在全国走南闯北，需要有具体的道路指导，各类水陆路程书和地图就应运而生。路程书记载主要道路的分布和走向，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明朝时最著名的路程书是《一统路程图记》，它既是一部路程书，也是一部行商指南。另外，官员进京述职，也需要路程书和地图指导赶路。据《古杭杂记》记载，宋朝时“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批阅”。

使用路程书和地图的时候，要如何识别路线方向正确，不走偏呢？古代的主路两旁都栽有树木，可以以此辨别道路的走向。《国语·周语》载：“列树以表道。”路旁栽树的目的，一是能够方便过往路人庇荫纳凉，二是表明路的走向。所以，只要沿着规则排列的树木走，基本不会跑偏。

那如何判断走了多远呢？古代的主要官道上，官府会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建一座驿站。唐朝时，全国“凡三十里一驿”；宋元两朝，六十里一驿；明朝时，六十里或八十里一驿。驿站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里面可以吃饭、住宿、换马等，但只为官府服务。尽管一般民众不能享受驿站服务，但可以根据驿站判断行路的距离和此刻所处的位置。今天我们在高速路上行车时，就可以通过里程牌来判断目的地的距离。而古代也有类似的“里程碑”。至少从东汉开始，官道上就已经设置了用于判断距离的“堠”。堠是一座小土堆，每五里设置一座，当作判断距离的标记，是为古代的“里程碑”。

在岔路口如何判断走哪条路呢？古代也有类似路标的指示牌。在湖南邵阳地区，至今还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道路指示牌，叫作“挡箭碑”。“挡箭碑”立于道路交叉口，碑上有字，会标明左走某处、右走某处、前面是哪方、后面是何地。如果没有路标，最笨的办法就是到路口找人问路，一般重要道路的交叉口都是交通要道，即便没有驿站，也会有人烟。还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出行不太爱走陆路，如果有水路能走，一定不会选择陆路。特别是隋朝开通大运河后，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会选择到运河沿线的码头乘船赶路。如果是走运河，基本上就不会走丢，毕竟没有跑偏的机会。

61 古人上学要花多少钱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是每个家长的心头大事，为此买学区房，报课外班，各种“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费用成为许多家庭开支中的大头儿。那么，古代的学校什么样？学费贵不贵呢？

中国古代的学校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官学，二是私学。

所谓官学，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直接创办和管理的学校。中央级别的官学，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太学和国子监。地方官学，就是各级行政区划内官府办的学校，又称乡学或学宫。《周礼》称：“乡有庠（xiánɡ），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级学校的名称，后两个名称我们熟悉，但前两个名称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义的。记得读大学时，我们历史学院大厅有面镜子，上面漆有四个字“荫泽庠序”。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第三个字，更别提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荫泽学校的意思。

西周时，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学就已经蓬勃发展，形成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官学本身，既是学校，也是政府机构，教师也是由官员兼任。西周的官学是不收学费的，以后历朝历代的官学也大多免费。那官学的经费来源是哪里呢？主要是靠政府拨款，还有士绅商人的捐赠。宋朝时，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官学学生太多了，光靠拨款和捐赠难以满足官学开支。于是，宋朝开创了一种“学田”制度。所谓学田，就是国家拨给学校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并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学的开支。后来中央的国子监也开始实行学田制度。学田制，为以后各朝各代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保证了官学的免费就读。

官学不光免费就读，有时候还能领到一些零花钱。比如宋代的太学，不光免学费，吃住也免费，学生每月还可领1000文。宋代1000文，其购买力大约合现在的800元，这些钱现在的大学生也够花了，要知道，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纯零花钱。当然，在古代能上官学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学就读的大多是贵族子弟，属于权贵阶层；唐宋之际，官学开始向平民子弟打开大门，但得是学习特别好的才俊。古代官学的免费，有点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学免费。那时候读大学，不光免费，还管吃管住，毕业还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古代的官学也会收一些自费生。比如汉代的中央太学有两类学生，“正式生”和“特别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选拔入学，属于公费生，政府还发俸禄；特别生由地方选送到太学，属于自费生，尽管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没有俸禄，食宿费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学中有些贫寒的子弟，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做小工，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学类似。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古代私学的费用。

私学的开创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给了普通大众读书的机会。私学的老师不是政府官员，国家财政也不支付其工资。古代官学的老师相当于今天有编制的教师，而私学教师没有编制。私学类似今天的补习机构，上学得交学费，孔子定的学费标准是十条束脩，束脩就是肉干，类似今天的腊肉。这个价格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代吃肉还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干，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上学了呢？也不是。老师也可以不收你学费，但你得帮老师家干活，以工代费，有点像今天导师带研究生的意思。

后来私学渐渐普及，运营模式也成熟起来。私学的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有地方士绅的捐赠，还有政府的补助，所以个人缴纳的学费也逐渐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为例，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当时半亩地的产出就足够了。清朝人口剧增以前，一户中等自耕农的家里大约能有5亩地。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的上学费用约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62 古人上学累吗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这也是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古人上学累吗？咱们就来考察一下。

汉朝时的中央官学是太学，其教学制度并不是很严格。没有规定毕业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课和学习都比较随意。但太学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的方法督促学生自主学习。这一点跟今天西方的大学比较像，学校不重视日常考勤，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在考试上见分晓。汉朝太学的考试是一年一次，也叫“岁试”。岁试的考试方式叫“设科射策”。考试前，考官将写有考题的竹简根据难易程度分为两科，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一科，然后进行抽签选题。抽签的方式很有趣，考生任意投射案上的试题竹简，射中哪个就答哪个，有点像今天公园里的套圈游戏。经过岁试，成绩好的可以授官，成绩不好的勒令退学，成绩一般的就继续留在太学读书。这么看来，汉朝人读书完全靠自觉，具体累不累要看个人。

到了唐朝，中央官学的模式大体上与汉朝类似，但考试的频率大幅度提高。唐朝的考试有旬考、月考、季考、岁考等诸多名目。今天的中学生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模拟考等，真可谓“古风犹存”。另外，唐朝有严格的劝退制度，连续三年考试不合格、在校九年未毕业、旷课太多等情况都会被勒令退学。考试多，规矩多，所以唐朝学生真心比较累。也许是太累的缘故，唐朝设立了固定的假期。每十天休一天的叫“旬假”，类似今天的周末。“田假”和“授衣假”一次休15天：田假在农历五月，让你回家帮助干农活；授衣假在农历九月，让你回家准备冬季衣物。“田假”和“授衣假”类似今天的寒暑假。

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极大加重了古代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考科举，学生们都是日夜苦读。所以，唐朝之后的学生上学只能更累。

官学如此，私学也不可能轻松。私学的师资和平台都比不上官学，所以学生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私学没有统一的教学制度标准，各类私塾、书院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时间，一般天亮即入学，下午放学。尽管放学比今天早，但放学后的作业很多。古代科举考试需要熟背经典文献，所以大家放学后得继续背书。必背的儒家经典“十三经”，原文和注释加起来有60多万字，这可不是今天背几首古诗和几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文人谢肇淛有“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的名言，子时是现在的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说明那个时候读书到凌晨是普遍现象，所以才会有这种劝告。

要说古代上学最累的，还得是清朝的皇子群体。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大发感叹：“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清朝皇子6岁即入学，15岁封爵后方可毕业。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宫，比上朝的大臣还要早，因为要比老师早到一个小时温习前一天的内容。每天的课程也非常繁重。早上5点就要开始上第一节课，类似今天的外语课，学习满语和蒙古语，有时还要选修一些藏语和维吾尔语。第二节课是汉文课，类似今天的语文和历史，不但要学儒家经典著作，还要学《史记》《汉书》等官修史书本朝先辈的创业史以及先帝留下的圣训。这节课时间最长，要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3点左右。最后是体育课，要学骑马和射箭，下午5点才能放学。每天上学期间除了吃饭时间只能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更为恐怖的是，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一年当中只有5天能够休息——春节、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只能提前放学而已。这种严苛的教学模式使清朝皇帝的文化素养都很高，远高于明朝皇帝。所以，别以为生在皇家就能一辈子吃喝玩乐，在清朝当皇子可没那么容易！

63 古代如何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和实现理想的阶梯，广大文人对科举考试也是趋之若鹜。文学作品里有很多古代文人进京赶考的故事，常常伴随着人生的大起大落。那科举考试到底是什么样的流程？进京赶考又是怎样的操作方式？这一篇我们就以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为例，真实还原一次古人的“进京赶考”全过程！

很多人将今天的高考类比为古代的科举考试，这种类比并不十分恰当。尽管二者都是考试，但其目的性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今天的高考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资格，古代的科举考试则是为了获得做官的资格。所以从考试目的角度看，古代的科举考试更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但从参加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考试和今天的高考又很像，都备受全国瞩目。因此，高考的规模和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合二为一，就更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了。

所谓的进京赶考，是指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和殿试，这已经是科举考试后半段的内容了。在进京赶考之前，科举考试还有若干次的资格考试和初级考试。

正式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必须先通过资格考试。这种资格考试被称为“童试”，童试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童试要经过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试，考试地点为其所在县，一般由知县（相当于县长）主持。县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举行。考前一个月，县衙会公告具体考试日期。考生需要提前报名，报名时要提交三份证明材料——“亲供”“互结”和“具结”。亲供相当于今天的考生基本信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包含本人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历，以确保你家是良民世家。所谓互结，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参考的五位考生写一份承诺书，承诺如一人作弊则五人连坐，这是古代科举防止作弊的无奈手段。所谓具结，是请本县廪生（优等秀才）提供的“认保”材料，证明考生不冒籍、不匿丧、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娼优或皂吏的子孙，本人也未从事过戏子之类的“贱业”。这一环节类似今天的政审。县试一般考五场，分别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策论等。鲁迅就曾经参加过晚清的县试。据鲁迅弟弟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当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在县试后没再参加府试，而是去了南京矿务学堂改读新式学校。

县试合格者将参加第二级资格考试，叫作府试。府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地点在府城，相当于今天的市。府试一般由知府（相当于市长）主持，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的考生，被称为“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字看着很年轻，但很多读书人一辈子连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岁，年纪大的，六七十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参加“童试”的最后一级考试——“院试”。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连续考两场。院试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的官员，其职能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但与一般省官不同，学政由皇帝直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质类似钦差大臣，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任期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的府或州主持院试。

院试通过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俗称“秀才”。秀才的社会地位比普通百姓高，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学上学，成绩最好的被称为“禀生”，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考中秀才已经很不容易，按照鲁迅参加的那次县试的人数计算，500余名考生最后录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于8%。

虽说秀才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因秀才数量众多，在社会上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还没有资格出任官员，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也没人太把秀才当回事，顶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里，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他岳父胡屠户还奚落他“尖嘴猴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当范进考中举人之后，胡屠户就马上变脸了，低三下四地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这前后变化的原因来自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悬殊。那秀才如何变成举人呢？答案是接着考。

考中秀才之后，考生就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正试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酉年举行。由于考试时间多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主考官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员担任。考试地一般在省城，有专门的考场，叫作贡院。乡试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通过乡试后，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变成举人。

成为举人之后，就意味着脱离了民众阶层，正式进入了“士”这个阶层，可以做官了。举人不光免役，而且还免税。所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用此方式来逃避国家税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去举人资格后才能用刑，类似于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当然，举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学者统计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为7.26%；清朝人口剧增，乡试的录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鲁迅那次童试秀才录取率8%的比例综合计算，一个读书人从第一次县试算起，到乡试考中举人，其成功率最多不过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录取率为0.8%左右，考举人比这还难，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得疯掉！

考中了举人，考生还不能忙着高兴，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会试一般在乡试之后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钦定。会试的考试地点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数举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遥远，一般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就要启程出发，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

举人们进京赶考，需要路费盘缠，这些国家会替他们准备好。清朝顺治年间，参加会试的举人会得到国家给予的路费补助，视路途远近，每人十到二十两不等。顺治年间银子的购买力高于康熙乾隆时期，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币一两万元。另外，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资助路费，一来是对文化的重视，二来是为了结交今后前途无量的官绅阶层。与路费同时发放的，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引，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在专制时代，没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按律治罪。

举人在出发前还可以到官府领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古代的驿站只为官府服务，民众无权使用。但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驿站没有役夫时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作公车，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黄色为御用颜色）做成的旗帜，旗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四个大字，十分威风。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过路费。沿路的土匪盗贼看到了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抢不到几个钱，且风险极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

举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赚些路费。比如商人会在行商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税费。举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费，最后还会分到一些钱。还有的举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打起了歪主意，夹带违禁货品来赚钱。光绪年间有位云南新平的举人，进京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共得银三四百两。这些都是举人里的贪财之辈，终究不占多数。

那到了北京，举人们住在哪里呢？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则住进了“会馆”。所谓会馆，类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用来招待老家来京公干的官员或赶考的举人。大部分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乡口味。因为会馆里经常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名利场。

在会馆居住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会试分三场举行，一场考三天，所以要自备饭食和油灯。考试的时候，一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其空间类似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了，但会试这关仍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以明朝万历五年的会试为例：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

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士，从字面理解，是贡给天子的士。成为贡士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清朝殿试的考场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后改为保和殿。殿试只考一天，考完后由皇帝钦点的阅卷官阅卷。阅卷时，每名阅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在试卷上画代表等第的五种符号，最高等第的符号是圈圈。最后，选出十张画圈圈最多的试卷，交由皇帝亲自审阅并选出前三名。

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所有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三等，分别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就三个人，是皇帝钦点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人。看到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只是一个排位赛。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士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区别仅在于进士的级别不同，一甲叫作“进士及第”，二甲叫作“进士出身”，三甲叫作“同进士出身”，其实都是进士。

考中进士后，仕途之路便正式开始了。明清两朝，考中进士后的出路一般有三种。最优出路是进翰林院，翰林院里高官云集，也是高官的培养地。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今天进中央党校进修，前途无量。状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为从六品和正七品，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二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相当于实习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进士的次优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门做官，即做京官。明清时期官场有个说法：“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选择，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职。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职，一般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也就是说，考中了进士，最差也能弄个县长当。

以上就是以明清为例的科举考试全套流程。看完是不是心潮澎湃，也想穿越回去考个进士？但要做好心理准备，考进士没那么简单，也许你考到80岁都考不中。清朝时山东就有个叫王服经的进士，考中那年已经84岁。清朝江苏还有个名叫王岩的读书人，86岁通过会试，还没来得及参加殿试就去世了。这两位读书人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考到老”！

64 古人有身份证吗

身份证是今天国人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文件，外出办事时必须携带，否则寸步难行。那古人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古代也有身份证吗？

古人的确是有“身份证”的，但一般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古代，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古代有“身份证”的大部分都是官员，这种身份证属于职业身份证明。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制度，似乎只在战国时的秦国出现过，其创立者是商鞅。

战国末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有效控制民众，商鞅发明了一种“照身帖”。据说这种照身帖由一块光滑打磨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秦国人必须有照身帖，如若没有便会被认定是黑户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商鞅还规定：民众出行或者投宿旅店时必须携带照身帖，否则关口不可放行，旅店老板亦不得留宿，违者严惩。照身帖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身份证。

商鞅发明了身份证，最后却因自己的发明“作茧自缚”。商鞅因变法得罪了很多人，在其后台支持者秦孝公死后，那些憎恨商鞅的人要反攻倒算，商鞅随即果断跑路。然而，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商鞅最终跑路失败。明人余邵鱼的《周朝秘史》对这段故事有详细记载：

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扮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鞅曰：“吾无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

商鞅之后的历代王朝，只有政府官员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身份证”就仅局限官员阶层使用了，毕竟他们才是有身份的人。

隋唐时期，官员的身份证是“鱼符”。鱼符的制作材料根据官位品级高低而不同，其中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材质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为银，六品及以下则为铜。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部门和官位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须出示鱼符，类似于今天的工作证或通行证。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鱼符的使用方法类似于先秦时就已有之的虎符，但二者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虎符是用来调兵的证明，相当于今天的调令；而鱼符是官员人人持有，属于个人的职业身份证明。

今天，如果谁家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女婿，我们常说这家人钓到了“金龟婿”。“金龟婿”这一说法，就是源于唐朝的鱼符制度。武则天之前，唐朝的鱼符是鲤鱼形的。武则天称帝后，怕人们看到鲤鱼会睹物思人想起“李氏”江山，因为“鲤”和“李”同音，遂将鱼符改成了龟形。龟在古代星宿崇拜中代表玄武，和武则天的“武”谐音。这样，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就变成了“龟符”，于是就有了“金龟婿”的说法。

唐代还将鱼符制度推广到了海外，当时番国使者也都会领到唐朝政府发放的符。这种符以雌雄来分，雄符留在唐朝政府，雌符（有十二块之多）交给番国来使带回去。该国再有来使，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其真实身份。

到了宋代，鱼符制度渐渐被废除，官员的身份证变成了腰牌。明朝的腰牌也叫“牙牌”。牙牌的材质不再局限于金属，还有用象牙、兽骨、木材等材料制作的。明朝的官方牙牌分五种，分别标记为勋、亲、文、武、乐。《明史》记载：“牙牌之号五，以察朝参：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明朝时，不仅官员持有牙牌，大户人家的家眷仆从也携带腰牌以表明身份。清朝的腰牌不仅要有姓名、工作、官位等基本信息，还要写上持有人的面部特征以防止别人冒用，已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了。

古代还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证，用于特殊职业或临时事务时使用。比如和尚的戒牒或度牒，用以证明其和尚身份，方便化斋和从事宗教事务。古代的娼妓也有身份证，以证明自己的正规娼妓身份，方便业务开展。前几年，重庆发现了一枚疑似清代娼妓腰牌的东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古代商人行商或举人赶考使用的“路引”等物，属于一种临时事务身份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它更像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之物。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宁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大肆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并对所辖人口进行登记甄别。1936年的某一天，马鸿逵无意中看到了《史记》里的《商君列传》，眼睛顿时亮了！受到商鞅照身帖的启发，马鸿逵在宁夏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当时的身份证叫作“居民证”，由白布制成，长7厘米，宽3厘米，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身高、面貌、手纹箕斗形状等个人特征，以这种居民证来甄别“良民”身份。马鸿逵的发明，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65 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主要是对孤儿、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服务的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和普及，体现的是人性的关爱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尽管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然而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古代的社会福利事务最初多由民间承担，比如汉代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宗族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这些团体会救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佛教传入我国后，寺庙也能承担一些社会救助职能，《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一个由寺庙养大的孤儿。

到了宋朝，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时代，以至于有学者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代之开端。宋朝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了近代的模样，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就是重要证明。可以说，宋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古代社会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

与今天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莆田系医院不同，宋朝的施药局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看病时只收本钱，对于特别贫困的穷人还免费发放药物。

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宋徽宗时普及完善的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宋史》记载，宋徽宗曾下诏：“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主要给患病的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类似一个免费医院。当时规定，凡是有1000户以上的城镇都必须设置安济坊。居养院，主要是针对孤寡老人、穷人、孤儿的居养机构。其中，针对孤寡老人的居养院后来叫作安老坊、安怀坊等，名称不同，性质一样，类似今天的官办免费养老院。在宋朝，凡是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都有权利进入居养院。居养院中，针对孤儿的部分叫作慈幼局，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院。

通过名字我们很难猜到“漏泽园”这个机构的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福利性质的殡葬机构。在宋代，凡是无主的尸骨或者因家贫无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负责安葬，安葬的墓地被称为漏泽园。漏泽园的建立，不仅给了贫穷者最后的往生体面，还能有效地改善居住环境和防止疫病流行。

中国台湾经济史家侯家驹将宋代社会福利评价为“由胎养到祭祀”，堪比今天西方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宋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与文明程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也是本书开篇之所以说宋代是最幸福时代的原因。

谈及宋代的社会福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朝的社会福利体系大多是在宋徽宗时期完善的。其中，蔡京所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这就有点讽刺了，因为宋徽宗时代被很多后人认为是宋朝最腐败的时期，蔡京也被认为是大奸臣。按很多人的理解来看，这两位老先生不应该干这么多好事啊！这一问题就是历史学界有名的“蔡京悖论”。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在谈及此问题时就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对于这一问题，王老师的看法与顾炎武一致。对待历史，我们应该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把人物脸谱化，而是要将历史人物全面还原——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不能简单扣帽子了事，更不能为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价值观而刻意回避历史真相或制造历史假象。宋徽宗和蔡京，可能算不得后世人眼中的“明君贤臣”，但其对古代社会福利事业所作的贡献并不能因此被否定。

66 古代的孤儿院

上一篇我们讲了古代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一篇我们将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儿童福利院详细说一下。

宋代的儿童福利院叫作“慈幼局”。慈幼局可以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慈幼局的出现，与我国自古就有的一个陋习有关，这个陋习就是溺婴。

溺婴之风在中国由来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后大人不想养，就放在水里溺亡。古代的溺婴行为多是针对女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之。《韩非子》中就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记载。宋代的溺婴行为也很常见，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记载：“鄂渚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古人溺婴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计划外生子不想抚养；二是古代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养；三是一些穷苦的人家，经济拮据，生了孩子养不起。针对溺婴这种非人道行为，政府设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抚养的办法减少溺婴行为。

元明两朝，官方的孤儿收养行为一度中断，直到明朝末年有所恢复。到了清朝，脱胎于慈幼局的育婴堂开始普及。我们可以通过清朝育婴堂的运行方式来窥视一下中国古代的孤儿院。

育婴堂接收婴儿时会记录到达时间，婴儿的五官四肢状况，还会询问婴儿的捡拾地点和捡拾状态等相关信息，将这些都记录在“收婴册”上。育婴堂的婴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清朝的城市里有专门的“收婴设施”，一般是在城门附近安置一个大木箱，人们见到被遗弃的婴儿就会将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会将遗弃在木箱内的弃婴送至育婴堂，还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费。这套系统和今天城市里的“婴儿安全岛”非常类似。

弃婴者也可以将婴儿直接送至育婴堂。弃婴都是怕人知道的不耻行为，为了避免弃婴者身份公开，育婴堂设有一种保密的“收婴设施”。在育婴堂的外墙，会有一处墙体被掏空，墙体上安装一个大抽屉。弃婴者在墙外侧将抽屉拉开，将婴儿放入后关上抽屉。这种抽屉在墙的两侧都能拉开，听见抽屉里婴儿的哭声后，育婴堂的工作人员就会在墙内侧把抽屉拉开，接收弃婴。民国时期的画家丰子恺就曾画过一幅描绘育婴堂接收弃婴的画作，叫《最后的吻》，画上就有这种特殊的“收婴设施”。

育婴堂的开支来自于民间资助和政府拨款，属于官民合办的组织。育婴堂里的孤儿长大后，育婴堂还要负责给其安排出路。男孩长大，要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准由娼妓家认养，也不准被领养去当奴仆。另外，还不允许育婴堂向领养者索要钱款。女孩长大，则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女或养媳的婆家。小说《红楼梦》里的秦可卿就是孤儿出身，是由其养父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回的。这里的养生堂和育婴堂是一回事，但清朝叫育婴堂的更多。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与落后。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影子或源头。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我们现代只是短暂的一瞬。从更高的角度看，古代只是我们的上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