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南土木大使”，徐孝德经过多年的勤恳工作，加上水利、交通上的良好答卷，使得“湖南”四十九县、戍、关的高低阶层都愿意拿他当自己人。最近两年，哪怕是寒冬腊月里发动河工开挖灌溉渠，徐孝德也能组织两万人以上的规模。
这在以前，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而且因为兴修塘坝、垒砌梯田的缘故，“五溪蛮”的后裔部落，对徐孝德也是极为尊敬，多称之为“徐公”。
到贞观二十三年的时候，秋粮中百分之十五的份额，是从诸蛮、诸獠那里收来的。高成本的投入，几年后的回报，自然也是相当丰厚。
“化獠为汉”的政策执行，遭遇到的抵抗并不剧烈，真正怀揣着小心思的，都是汉化度本身就很高的山寨部族。这些部落的豪帅、酋长、头人，上溯几代人，可能祖先就在历朝历代中做官。
他们有见识，所以更能欺上瞒下，既蒙蔽了王朝的统治者，又欺骗了低层的被统治者。
这是最狡猾的一个群体。
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除非暴力破坏交通线，随着交流的频繁，接触的多了，只要不是纯粹的累世奴隶，都会用脚走路。
“徐公，‘湖南’四十九县摊派学子，各抽十人，是不是……有点多啊。”
在潭州主持冬春清淤的徐孝德，在浏阳水的临时衙署内，跟“湖南”各地学官开了个会。
会上，发展势头好的几个县、关、戍，都有点担心房二公子抽人会不会抽得太狠了一些。
“老夫也觉得多，可房遗爱能跟孔总理搭上话。教育部的事情，老夫也是爱莫能助，诸君都是各地的学官，这学校光靠自己，生计都维持不了。若是把朝廷的贴补减上一些，难不成都去风餐露宿？”
考虑事情，靠理想和良心，那是不行的。当然没有理想和良心，更是不行。
“这一次性补多少来着？”
“一百贯一个人，十个人就是一千贯……说起来，也不少了。”
“关键是这告身，往后朝廷认账吗？”
“孔总理盖了章的，哪能不认账，再说了，那边传了风声过来，说是将来还能参加教育部遴选。说是甚么实习之类的物事，总之是前程无忧。”
“这天竺……到底还是有点远啊。”
“跟官身比起来，远一点怕个甚么？没见《扬子晚报》上说么？这是‘海外江南’，不愁吃喝。”
房遗爱给出来的待遇，着实不算低，再说了，“西秦社”喊什么样的待遇，又不是房遗爱去受着，是那些个下天竺讨生活的才要亲身感受。
当然“西秦社”可以赖账，可赖谁的账都行，哪怕皇帝老子的账，但赖房二公子的账，这个事情，就不太好说了。
“湖南”大大小小主持“湖南师范”的老先生们，自己也就是个刚入流的小官，绿袍在身都几十年了。这光景房二公子扔出来的料头，着实吸引他们这些个江湖老鸟。
只不过，老先生们也不嫉妒，自己带出来的学生固然水平不高，也就是识文断字的档次，可只要能做官，怎么地也算是有了门路。
师生关系，这年头不比父子关系差多少。
而且“湖南”这个地方的教授甚至是博士，和别处有点不一样。他们大多都是儒门内部竞争的失败者，存续下来几百年，也没多少薪火，大多都是边缘人物，只不过恰好房玄龄用人之际，就把他们通过武汉这个渠道，塞到了“湖南”。
愿意来“湖南”战天斗地的儒生，和主流显学大大不同，至少跟孔颖达是尿不到一壶去的。
当然了，孔颖达要是给他们机会做官，这官，还是要做的。
但做官的理念，还是有大大的不同。
整个“湖南”地方学术界，除了受新学影响之外，传统的流派，就是“公羊派”。孔颖达搞《五经正义》对不对？“湖南”地方一帮老先生也搞，版本还特别多，总之一句话：我注六经！
都是搞“微言大义”，“湖南”这里的“微言大义”，主要是用圣人之言来为自己的主张撑腰。
而朝廷早期重用的，都是“谷梁派”。如果说“公羊派”的本质核心是“斗”，那么“谷梁派”的核心本质，就是“顺”。
后者尊王不说，还不限制君权，对统治者而言，选谁根本不用多想。
至于说“公羊派”的革命性进取性如何如何，关皇帝老子屁事啊。
“湖南”地方嘲讽“谷梁派”是“谷粮派”，既有吐槽的意思，也有羡慕的意思。
只好“谷梁派”是真的能吃到“谷粮”不是？
“公羊派”还真是都成了公羊，还是单身的那种……所以绝种了。
这几年，若非因为房玄龄、张德、曹宪的缘故，“公羊派”的那点薪火，本来就该全部熄灭。
但伴随着《扬子晚报》等等新型媒体的诞生，加上李奉诫这个不安套路出牌的“神经病流”文化人，底层百姓，尤其是“贞观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国族”概念相当强烈。
别说汉人了，就是鲜卑人、獠人、匈奴人，在对更落后部族的掠夺、镇压中，他们也会以“唐人”自居。
通过《扬子晚报》等等新媒体为纽带，“湖南”原本不多的薪火，自然又重新点燃，但凡在岳州、潭州、朗州的精华区，就不缺少那种高举“大复仇主义”的老派“公羊派”儒生。
这些人，就算没有房遗爱的威逼利诱，本身就愿意“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西出阳关无敌人”。
整个“湖南”的老派儒生中，最欣赏的不是张德，而是程处弼。大概是距离产生美的缘故，在“湖南”老派儒生的眼中，程处弼大概就是忙时打仗，闲时看春秋……然后中箭之后，面不改色刮骨疗伤。
这画面的既视感，传到武汉的时候，老张都不知道这个槽从何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