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震摆了摆手：“等那个疯狂的家伙把你记忆恢复，你就全都想起来了。”郝运很想问，但年到秦震似乎不太有兴趣说，只好作罢。
来到奉天驿，秦震让郝运去买到北平的票。郝运心想，对方是给自己治病，那路费肯定是要自己出的，于是就买了到北平的票。每天只有一趟，明天早晨七点发车。两人只好在候车室的椅子中过信息。为防意外，两人轮流值班，每三个小时轮换，先由秦震睡，三小时后郝运叫醒他，就这样熬到天亮，再乘火车去北平。在车上，郝运忍不住又问东问西，秦震不耐烦地回答：“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你能不能先别问？到时候你恢复了记忆，很多话我就不用再说，主要是你听不明白，说了也没用。”
到了北平，两人在火车站又买好去天津的车票，因为这个时候还没通北平直达上海的火车，必须从天津出发才行。郝运说：“真奇怪，北平好歹也是民国的首都，大上海是最著名的中国城市代表，这两地之间居然没有直达的火车，这是为什么呢？”
“据说是那些租界领事馆的外国人争取的，”秦震说，“因为他们去上海不方便，还得转车先到北平，所以就向民国中央政府施压，硬是把到上海和广州的火车改成了从天津出发。”
郝运说：“洋大人们果然厉害！”
从北平到天津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只好再次在候车室过夜。买票的时候，郝运看到票价不便宜，每张居然要十三块钱，郝运在心中大概换算，相当于现代的近五千元，跟机票的头等舱差不多。郝运想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秦震却催他赶紧买，不要耽误时间，那位上海的科学家平时很忙，脾气也古怪，去晚了很可能见不到人，耽误治病他不负责，郝运只好掏钱。
排队买票时，郝运心想幸亏这个时代的火车站没有安检，不然自己这支勃朗宁手枪就交代了。次日，郝运果然看到不少外国人胳膊上搭着衣服，拎着皮箱走来走去。拿票进站的时候，郝运又惊讶地看到检票的列车员居然在对每名上车的旅客搜身，有一男一女两人，分别搜男女旅客。虽然没有机场安检那么严格，但有支枪肯定跑不掉。郝运估计是因为有很多外国人，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要求火车站方面加强安保措施。这不奇怪，这些洋人连路线都有权力改，安检算个屁。低声问秦震：“怎么办？”
秦震回答：“我有什么办法，只能把枪扔掉，不然要是被检出来，可不是没收那么简单，你看。”郝运望过去，见男列车员抓着一名男性旅客的胳膊往里推，另有两人上来在两侧架着。那男性旅客来回挣扎，但也没用，这两位人高马大。男列车员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也跟在后面，让另外一名列车员过来继续对旅客搜身。
“搜出什么了？水果刀？”郝运没看清。
还没等秦震说话，站在郝运前面的一名旅客说道：“是手枪！”郝运很惊讶，那旅客接着又说：“这世道真够乱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盗匪四起，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唉！”
郝运和秦震互相看看，郝运说了声“去厕所”转身离开。他并没方便，而是在站内寻找可供抛弃手枪的地方。最后找到一个简易的垃圾桶，是个破旧的铁皮桶，还很脏，里面都是垃圾。郝运假装伸手掏出手帕擦了擦脸，左右看看没人注意，就悄悄将那支手枪拿出，盖在手帕里，迅速扔进垃圾桶中，这才松了口气。
他很不舍，这支勃朗宁手枪可是救过命的，打倒了两个人，没后座力，近距离非常好用。但为了不节外生枝，也只能丢弃。
两人乘火车又从天津前往上海。郝运发现这辆火车比奉天驿的要高级得多，车厢外面全漆成白色，很新，看起来很上档次。里面也干净得多，而且车开起来之后感觉很稳。郝运和秦震坐的对面就是两个外国男人，其中一位留着大胡子，但从面容来看，最多也就是四十出头，穿黑色西装，戴着高高的黑礼帽。另一位约五六十岁，略有灰胡，短发没戴帽子，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灰西装，手里还拿着拐杖，看上去满脸和善，脸上有很多沧桑的痕迹。那大胡子外国人面无表情，而年长的倒是很有礼貌，坐下后就微笑地对郝运和秦震点头示意。
郝运和秦震也点头回礼，郝运心想，这外国人真有意思，年轻的留个大胡子，年老的却胡子稀、光头不戴帽，头发还梳那么整齐。
“你懂英文吗？”秦震问。
郝运说：“简单会话还凑合吧，问题是他们俩是不是英国或美国人，而且我也没兴趣跟这些老外聊天，以前我在鞍山驿的亏不能再吃了。”
秦震嘿嘿笑：“那家伙本来就不是好东西，这两位一看就面善，应该是好人。”郝运知道他纯粹是闲得无聊在开玩笑，自己当然也没当真。这时，有穿白衬衫的侍应生过来，端着托盘，里面有一瓶威士忌和两个厚底玻璃杯，分别给两外国人各倒了一杯。秦震说：“我还没喝过民国时候的洋酒呢，你怎么得请我喝一杯吧？”
“你要是没住过国时期的洋房，我是不是也得负责给你买一栋？”郝运不太高兴地回答，“我身上的钱是有数的，干什么都得用钱，您能不能悠着点儿？”
秦震说：“两杯酒能有多少钱？喝不穷你，赶紧的！”郝运无奈，只好问侍应生这酒是什么牌子，怎么卖的。
侍应生歉意地笑笑：“实在抱歉先生，本列火车上的所有食品和酒品都只供应外国人。”
“那为么？”秦震问道。侍应生解释称这是满铁公司的规定，因为这种高级火车本身就是为外国人而服务的，后来因为外国人实在无法把车厢坐满，才对中国人开放，能坐得起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中国人，比如商人和官员，而普通老百姓通常都会选择从天津港乘船去上海，虽然很慢，但票价比较便宜。
郝运很不高兴：“既然列车已经对中国人开放了，为什么车上的饮食反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