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

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

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内外相维，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

，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

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

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

官的权力。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

弱的局势中。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当时宋朝内部以王钦若一派为代表的主张逃跑，但是以寇准等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战，辽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

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

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

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开始纳贡称臣的屈辱历史。

民众尚不武，导致宋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软弱的，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政策，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是鼓励别人来攻打自己。

“疾病象弹簧，你弱它就强。”

这中原与西域，北方游牧民族之争，就是一场拉锯战，又像是一个个轮回，而马城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轮回。　原本中原人是尚武的，可后来又不尚武了，可渐渐的，这种尚武的基因又在大明人心中生根，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