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机构巨大的差异和使命吸引了两类不同的人才加入，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制造出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而文化上的冲突才是本质。

F~B~I破获案件的思路，必须是基于合理的根据，不能仅仅是怀疑和猜测，F~B~I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可供查证的线索；但是对于C~I~A，怀疑和猜测却是他们工作持续进行的“燃料”，相对于单个事实，C~I~A更注重多个事实之间的联系，他们把收集起来的情报碎片加以整合，以构想出事情的整个图景。

C~I~A成员很注重保护他们的“线人”，因为这些“线人”手里掌握着重要的情报，C~I~A的很多官员都认为有责任使自己的线人免遭迫害，以至于很容易陷入一种偏执状态——除了“线人”，他们不会跟任何本机构之外的人透露情报，因为，情报的性质与新闻恰恰相反，它要求知道的人越少越可靠安全，这也就是C~I~A和F~B~I情报沟通不畅的最初原因。

众所周知的“9~11事件”，往前推3年，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C~I~A曾提供给F~B~I一条情报，然而，这条情报却被淹没在F~B~I众多的文件中。

这条情报的内容，正是一伙阿la伯恐bu分子有可能正计划操纵一架装满炸药的飞机穿过美国的地标建筑物。

当时F~B~I搁置情报的理由是：这份情报既没有能支持这项恐bu计划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实地调查，更没有获得的来源及途径。

对于C~I~A来说，提供这些证据内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这会危及C~I~A持续获得情报的能力。

但是对于F~B~I，一个没有可查证的消息来源，仅仅是模糊的预测，是毫无用处的。

两机构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由此充分体现出来，毫无疑问，这次情报沟通不畅应该为没能阻止“9~11事件”的发生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自“9~11事件”给美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以后，为了保护美国不再受恐bu袭击的共同使命迫使两机构尝试合作，美国国会也多次呼吁改革情bao机构。

但是，这两个机构的制度文化如此不同致使合作至今为止都难有进展。

美国历史上，由于FBI和CIA的制度文化冲突导致的恶性事件，除了2001年的“9·11”，还有2个比较典型。

一个就是肯尼迪遇刺事件，因为C~I~A方面贬低F~B~I的情报来源。

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F~B~I和C~I~A之间的“联络问题”造成了1963年肯尼迪的遇刺，事后对于事件真相的调查更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内斗而毫无结果。

这起事件的聚焦点，在前su联叛逃特工尤里诺申科身上，F~B~I和C~I~A就此人是否忠诚发生冲突。

诺申科称，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瓦尔德曾受克ge勃的监视，但克ge勃从未试图招募他，这一问题很关键，因为克ge勃同奥斯瓦尔德的交往可能暗示前su联卷入刺杀事件。

这时，F~B~I控制着的代号“费多拉”的叛逃人员证实了诺申科的说法，但复杂的是，“费多拉”最终被视为是为前su联工作的双料间谍，而且C~I~A进行的两次测谎都证明诺申科在奥斯瓦尔德一事上撒谎。

由此，F~B~I和C~I~A产生了判断的不一致，F~B~I认为诺申科说的是真话，而C~I~A确信他通过撒谎来保护莫斯科。

到了1970年，F~B~I和C~I~A又通过从不同途径获得的人证来证实各自的判断，当冲突达到顶峰时，F~B~I当时的局长也是创立人胡佛打电话给尼ke松总tong，问他如何看待F~B~I提供的报告，尼ke松答说从未收到过报告。

胡佛这才发现，C~I~A反间谍处竟然宣称那是假情报，扣下了它们，胡佛极其愤怒，要知道，一直以来，C~I~A都在贬低整个F~B~I的情报来源，却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全盘推翻。

这也是两家机构彻底撕破脸的开端，自这件事以后，两家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互相搞一搞对方的带头大哥，那都是家常便饭。

理查德德斌能够理解杨橙的疑惑，事实也是如此，科米确实想给C~I~A下绊子，这次C~I~A自己的情报人员搞出的大乌龙，他要是不抓住机会，以后也就没法自称胡佛先是的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