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像是曾令岐老先生的家传中医这种，不过是凤毛麟角，极其少见。其余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中医们，大多数都是被满清的奴性思想洗过脑子的没落文人，当然出不了什么大才，再加上后来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将古籍改得一塌糊涂，留下的一些阴阳五行学说残缺不全，看得大家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以此为根据的中医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清末的革命者中，拿中医来开刀的人就很多，比如孙文和鲁迅等等，就是去国外学的西医，一提起中医来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所有的药铺给封了。

在他们看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医，完全就是没有一点科学根据的，跟街头算命的江湖骗子们应属一个行当。

而当时的思想界大家如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也是力贬中医，主张西医。尤其是当民国创立之后，中医一度陷入了要被禁止的危局。

“提起这件事情来，当年还是有一桩趣事，就是关于梁任公的。”曾令岐说起陈年旧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来。

提起梁任公来，大概了解他的年轻人不是很多了，只记得历史课本中有“戊戌变法”，语文课本中有《少年中国说》，这两个是跟梁启超梁任公直接有关系的。再看得细一点，便能够得知后来梁任公跟袁大总统世凯有点瓜葛，再后来，似乎跟满清逊帝溥仪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往。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梁任公是曾经代表过社会进步力量的，也是当得起大师称号的人物。至于后来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的眼光去分析的，不能够因为一点瑕疵就抹杀了他当初的那些功绩。

哦，这个扯得有点儿远了。

梁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所谓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谓是粉丝无数。

他到大学讲演，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

一九二一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他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

于是京城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由此可见梁任公的魅力何其之大了。

不过就是这位梁任公，却跟中医一直过不去，但是对西医却极为推崇。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

当年梁启超梁任公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奈何梁任公总嫌费事，一直拖着没去。

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道：“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回答说：“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医生说要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