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空泛无实，贡士们也是以空对空，写上些歌功颂德的话交卷。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全体参加殿试的贡士都能得到一个“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是“同进士出身”。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这一次参加殿试的贡士们早就通过各种关系从内阁里套出了原拟的两道“策问”。

事先写好了两篇洋洋洒洒的空洞文章，准备在殿试的时候誊写一遍就交差过关。

谁知道，崇祯帝这一次对内阁所拟的两道“策问”都不满意，提前一天自己重新写了策问，抓紧印刷。

总归为五个方面。

首先他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极度不满。

在崇祯看来，官僚们在整体上已经腐败之极，士风败坏，庸碌无能，对此非彻底整治不可。

但用什么办法才能重振士风，使得官僚们勤廉兼备，德才并茂，他自己心中却毫无成算。

除了端正士风之外，“策问”中提出的问题还包括抵御外患、消弭内乱、治理财政和破格用人。

对于每个方面的问题，崇祯都正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然后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贡士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外患，他认为建州女真本来只是属夷，地域狭窄，人口稀少。

但一旦对本朝发起进攻，竟然势不可当，实在不可思议。

对内乱，他以为流贼与天灾互为因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财政崇祯讲得比较具体，说是流寇蔓延，兵事孔急，国库空虚，粮饷不继。

进言的人却不考虑国家大局，总是要求减免税收。

百姓是国家之本，朝廷怎么会不怜恤呢？

但又要恤民，又要养兵，两全之策却不知是什么？

没有人给出答案。

最后他特别提到：唐、宋时代文职武职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

国初的时候用人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而现在却成了牢不可破的规制，这种压抑人才的陋规非改不可。

贡士们常年潜心于八股文，对这些重大国政当然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

他们在皇帝眼睁睁的监视下才发现，题目同原来花钱打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一时心烦意乱，文思全无，才硬着头皮各自应付了一篇交卷。

倒是原本是状元的吴伟业没门路，反倒越发不紧张，从容答题，有了良好表现。

偏偏这种亏，许多花了银子的贡士们，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但是陈于泰是什么人，他的钱可没白花，关系也硬。

就算崇祯连夜改问题，首辅周延儒也能知晓，让人做好充足的准备。

明朝特重科举，科举考试又只重八股文，引导大批士子终身读经制艺，头脑中除了程朱理学的一套性情义理的教条之外空空如也。

这就造成明代各级官僚和士人只会空谈天理，极少政治、经济和军事才能。

新科状元陈于泰不曾想皇帝竟然会如此暴怒，但此时他铁骨铮铮，依旧开口道：

“臣所言并无半点假话，加辽饷只会民不聊生，士卒胃口越来越大，陛下理应体恤百姓，不要在增税。”

被叛军打了一个大逼兜子，让他选择闭嘴，不敢讲道理。

但是陈于泰在皇帝面前，他就敢讲道理！

为人臣子，特别是忠臣，就该敢于冒着皇帝的怒火谏言！

陈于泰觉得此时的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越劝谏皇帝，自己的名声越盛，才越能表明自己是大明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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