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弃疾兵行险招，收到奇效。上位之后履行了先前的诺言，恢复了陈、蔡二国的自治，并让已经病入骨髓的国家休养生息，恢复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在稳定人心上，更体现了其手腕，他把一个囚犯装扮成灵王的样子，杀死后投入水中，彻底把楚灵王从人们心头抹去，就此揭开了新时代。
楚平王并没有成为楚国的救世主，尽管在即位初期，他表现得的确像是一位明君。然而，仿佛是流淌在这个家族血脉中的梦魇一般，楚平王短暂的贤明就像楚国的回光返照一般，难以阻挡这个国家向无底的深渊滑落。
楚平王执政前几年，的确显示出了他当年作为公子弃疾时的风采。他逐渐聚拢起失散的民心，将外出逃难、流离失所的民众召回，让他们安定下来，恢复生产。选拔忠良的人，赦免有罪的人，让国内的政治氛围变得清明。
在外交方面，楚平王可谓是极尽低调，几乎放弃了楚国的国际地位。其中晋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占据了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晋国在边境集结大军以壮声威，不久后又会集多个盟国进行会盟，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向楚国释放政治信号。对此种种，楚平王均不予过问。
实力日益强大的吴国也不安分，趁着楚国秩序未定，无暇外事，便挥军吞并疆土，攻下了州来。令尹子期请求对此采取行动，但楚平王没有冲动，而是坚决立足于修炼“内功”。他说自己刚刚登上大位，国家还不安稳，现在不宜外扩。需要安抚百姓，勤加祭祀，巩固国防。若是贸然出兵，一俟失利，国家就如雪上加霜，有被倾覆的危险。
楚平王“息民五年”，派官员到各处屯田养兵。救助弱小，匡扶穷困，对老幼孤寡提供帮助，将已经脱离正轨久矣的国家逐渐矫正。同时训练军队，积蓄力量，韬光养晦，等待时局转变。
当然，楚平王也并非一贯怀柔。在处理那些倚仗功勋而骄横放纵的官僚时，他显示出了强硬的一面。令尹子期对平王有着匡扶之功，以此为资本处处肆意妄为，为自己谋取私利而罔顾国家。楚平王忍痛对其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不得不说，楚平王的选择是清醒而英明的。他接手的楚国，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空有一个高大的躯壳，却没有实质的血肉充盈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用强，则会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国家无法恢复，只有慢慢调理，由内至外使国家脉络顺畅，才能进一步促进发展速度。可以说，楚平王初期的执政是成功的，他避免了楚国就此一蹶不振，沦为他国附庸的命运，保留了楚国重新雄起，以大国身份再次逐鹿中原的可能。
然而，自古君王多昏庸，楚平王也难以幸免。楚平王在识人方面的眼光确实不佳。他对佞臣费无忌宠信有加，任命他为太子少师。楚平王的儿子太子建，是在楚平王尚未即位，还作为公子弃疾统领陈、蔡之地的时候，与当地女子同居生下的孩子。太子建并不喜欢他的这位“少师”，因为他察觉出费无忌品行不端。楚平王二年（公元前527年），大夫朝吴建功，被封于蔡地，费无忌害怕朝吴就此得宠威胁到自己，于是挑拨他与蔡人的关系，让朝吴难以立足，不得不逃离。楚平王因此斥责费无忌，费无忌却狡辩说朝吴心怀不轨，因此才逃离封地。
太子建认清了费无忌的丑恶面目，渐进与之疏离，反而和自己的另一位老师——伍奢走得比较近。费无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定下一条毒计，他向楚平王建议说太子建已经成年，应当为其操办婚事。楚平王答应并委派费无忌去具体实施。于是费无忌开赴秦国去寻求联姻，事情办成之后，他向楚平王禀告，极力夸大秦国女子的美丽。楚平王在他的鼓动之下，竟自己把秦国女子纳入帐中。这一行为，为楚平王父子交恶，最终引发楚国内乱埋下了祸根。
同年，费无忌再度向楚平王谏言，说晋国占据中原，依靠地利统领诸侯，楚国位居偏僻之地，因而无法称霸，应当加固城父之地，可令太子建据守，而陛下进一步向南开拓疆土，使楚国国力继续上升。楚平王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子建被调离国都之后，费无忌愈加肆无忌惮，他在楚平王之前谗言不断，说太子建对于楚平王之前强行纳娶本应许配给自己的秦国女子十分不满，如今镇守边陲无人管束，对内伙同老师伍奢，对外暗通晋、齐诸国，意欲谋反。楚平王惊怒之下招来伍奢对质，伍奢心直口快，说楚平王听信佞臣，错怪太子建，如今更是错上加错。楚平王大怒，将伍奢下狱，并派人去杀太子建。
派去的使臣司马奋扬不愿看着太子建就此冤死，便提前告知，太子建顺利逃脱，奔赴宋国。司马奋扬回朝后面对楚平王的质询，直言是自己事先通风报信，并说当初楚平王让自己侍奉太子建如侍奉平王一般，自己不过是执行了平王当初的命令。楚平王拿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打发他回到边城继续当官。
费无忌仍不罢手，再次向楚王进言说伍奢的两个儿子远在边陲，陛下拘捕了他们的父亲，恐怕于国不利，可将之召回后一网打尽。伍奢的两个儿子接到命令后踌躇不决，哥哥伍尚让弟弟伍子胥尽快逃离，说他足智多谋将来足以复仇，自己必须回国都以求为父亲谋得最后一丝生机。于是伍子胥出逃吴国，伍尚回到国都后和父亲一同被处死了。
太子建的母亲则外联吴国，引吴队攻占了自己居住的城市，带着珠宝细软逃难到吴国去了。
楚国经历了这一系列风波，元气大伤。百姓对楚平王昏庸的怨气渐长，人民议论纷纷。令尹子常奉命修建都城，却听得百姓的声音，说修城墙乃是因为国家早已身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如此内丧民心、外临敌国的情况下，把城墙堆得再高也无济于事。
楚平王九年（公元前520年），楚国对吴国动兵，却被反制，非但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反而被吴军偷袭，丢了两座城郡，楚国就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