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很明白，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全靠我们自己来赋予，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轨迹来填充。所以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如果就此而死，一事无成，那就比鸿毛还轻。司马迁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想起了自己未竟的史书，所以他选择了接受宫刑。“活下去！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司马迁在心底吼着。

然而人是社会人，所以人不仅仅是活在天地间，也是活在别人的眼里、心上。司马迁准备好了接受各种各样的嘲笑，可是宫刑的奇耻大辱始终有如一块大石，沉沉压在司马迁的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是他内心痛苦的写照。

怎么办？唯有将一腔未冷的血投到笔端。于是有了《史记》。《史记》的史料价值自不必说，那是开天辟地之功，虽与日月争辉可也。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写史而不泥于史，而是下笔常常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于是一个个已为“陈迹”的历史人物都有了血肉，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民族文化的璀璨星空之中。他们有的是冠盖天下的诗人，如屈原、宋玉；有的是百战功成的将军，如韩信、李广；有的是踽踽独行的思想者，如孔子、荀子；有的是雄踞一方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等，司马迁的笔可谓曲尽其妙，把他们每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都给勾画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恐怕就要对历史稍事“加工”和“改造”。

例如屈原。近代以来，很多人怀疑屈原其人的真实存在，其论证都可谓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是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就活脱脱地写出一个屈原，不止如此，司马迁的“被发行吟泽畔”，与渔父的一场对话更是精彩万分。试问若真有这个渔父，其应为隐逸高人，而古时教育并非如今天这般普遍，所以渔父该是大有来头，可是为何他不见传于史书？

对话现场只有他与屈原两个，且其为隐逸高人，自不屑于外传此事，那么此事司马迁又是从何知晓？可见，屈原自杀之前的这一番“造化”，都是出自司马迁的虚构。

可是，真真假假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读《屈原列传》的时候，分明感受到司马迁和屈原的“灵肉合一”。屈原的“披发行吟”岂非就是司马迁的“出则不知其所往”，他们本是同样的落魄，同样的痛苦不堪啊。而屈原的遭谗言被流放，与司马迁的进言不成而反受宫刑，难道不也是“其致一也”？

司马迁是用生命来写屈原的，他笔下的屈原已经超脱了现实的羁绊，而成了指向更高实在的“现实”，因此甚少有人怀疑《屈原列传》的造假与否，即使明知是假，人们也不在意，人们在里面看到的是一条活生生的灵魂。

宫刑前后的司马迁是两个司马迁。之前的他是“戴盆何以望天”，一心“求媚”于主上；之后的他则被注入怨气、戾气，反成了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因此对很多事都有了自己的看法。

例如，项羽本非帝王，而且最后落败自刎乌江，可是司马迁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他为项羽做传，是把他列在帝王所属的“本纪”中。卫青、霍去病战功赫赫，权倾天下，可是司马迁为其做传，也只是罗列其出征事迹，并不言及其他，反而是“数奇”、一生不得志的李广，受到了司马迁的青睐，所以详述其家世生平，在结尾处又不吝笔墨，赞他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按照世俗的标准，项羽和李广都是失败者，可是他们得到司马迁的“怜惜”，这就说明了司马迁的与众不同的英雄观，他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这个世界是为规律所主宰的，“成功”一样有其规律，人们违反了它就注定要失败——但有些失败者却更能叫人刻骨铭心，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乌江自刎的西楚霸王，都是失败者，都是规律的叛徒，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不正确，喜欢他们撞破南墙头破血流的傻劲儿，因为每当人们凝视他们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数目字（算计），而是人的血肉，他们所成就的不是功业，而只是他们自己——天命之谓性，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啊。

“顺贱逆贵”，这大概就是司马迁对人事的看法——人怎能不尊重自己呢，司马迁直言犯谏，死不认错，他本身就是一个“逆”。所以这些与命运或说规律相抗衡而最后失败的人，司马迁都投以同情，他不仅是怜惜他们，更是怜惜自己。

司马迁是“逆”，所以他在《孝景本纪》里毫不客气地描写了景帝的优柔寡断和残忍冷酷，景帝是武帝的父亲，武帝看了自然是非常生气。当然，对于迫害自己的武帝，司马迁笔下更是毫不留情，所以这篇《孝武本纪》早已被刘汉王朝所查禁，我们今天看到的《孝武本纪》，都是后人从《史记》的《封禅书》里摘出来拼凑而成的。

在浩瀚的官修史书里，《史记》是绝唱，司马迁其人也是绝唱。后人评价《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