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点头道：“是的，最关键的还是日本九州岛，我们如果完全占领了九州岛，完全站住了脚，英国人想干什么，也没有办法，日本的地形，本来就很利于防守。”

九州的政治由李鸿章亲自负责，军事上由轩建章带着华军第一野战师的两个旅负责。

由于没有充足的弹药，所以李鸿章和轩建章两个人一直捉襟见肘，卡特丽娜卡芙公主之前觉得现在就对阿富汗动手，华皇有点急进，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以华国现有的工业实力，无法支撑大规模的战争需求，至少，无法支撑日本和中亚这边的两线作战需求，更何况，两个地方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华国的优势是地域广大，但是有时候地域广大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运输是大难题，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需要集中工业规模，华国的重工业主要集中在秦皇岛一带和东北，轻工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很多军需物资，尤其是要运送到阿富汗的物资，都属于轻工业范畴的，需要从华东运到北京，然后再通过漫长的大西北铁路网运到中亚省来，耗时费力。

这也正是萌总裁要在中亚的阿拉木图之外，尽快在里海旁边建造一个直辖市和工业基地的原因，这样，将能解决长途运输的问题，只是，没有个五年以上，新建一座城市和一座工业基地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九州岛是日本第三大岛，位于日本西南端，东北隔关门海峡与本州岛相对，东隔丰予海峡和丰后水道与四国岛相望，东南临太平洋，西北隔朝鲜海峡与韩国为邻，西隔黄海、东海与中国遥对。旧为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共九国，遂称九州。

广义上的九州则指九州地方，包括九州本岛上的福冈县、大分县、宫崎县、佐贺县、长崎县（含五岛列岛和对马岛）、熊本县、鹿儿岛县。

现在，整个九州岛，除了萨摩川内仍然在西乡隆盛手中之外，全部都在华军的掌控中了。

但是李鸿章和轩建章要面对的问题是，既要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全面占领整个九州岛，还要防止日本人，英法联军从北九州方向，以及各个港口，可能会发动的反扑。

这样，尽快清除西乡隆盛的残余力量，便成为了重点。

如果是原本的历史，西乡隆盛早就应该死了，但是由于华皇的到来，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第一次西乡隆盛同日本政府军作战，被华军从侧面接应，放了西乡隆盛一条生路。

后来轩建章打伏击，又连续抓获了西乡隆盛两次，都被轩建章在请示华皇之后放了，所以，西乡隆盛才一直活到今天。

轩建章和华皇之所以放掉西乡隆盛，不是因为慈悲为怀，而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连带着李鸿章也是这种想法。

西乡隆盛在日本的威望太高，如果华军贸然将西乡隆盛杀掉的话，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这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虑，而轩建章出于军事角度的考虑认为，如果西乡隆盛死了，这之后，面对大都是山区的九州岛，日本的武士仍然会持续的反抗，并且会全部转入暗中，转入分散，不会像现在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这么集中。

对于单兵作战拥有强大优势的华军来说，自然是希望日本的民间反对势力越集中越好，杀到不足以反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华军全面占领了九州岛。

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

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

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

1854年（安政元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庆喜。

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死。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

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

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文久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

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

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死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死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

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