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元年朝堂的朝臣们展开了一场礼部的大变革，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言请厘正祀典，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下礼部议，尚书周洪谟等议说：释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古礼幽荧祭星，今北极紫徽大帝，像之为人，称之日帝，不合于典。至于风云雷雨，本合祀于南效，复隆秋报，今徇道家言，又有雷声化天尊之祀，实为不敬。岁以正月十五日为真君张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于制。大、小青龙神，祷雨无应，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传神姓张，名亚子，蜀人，仁晋战没，人为立祠。唐、宋屡封至英显王，元加号为帝君，景泰中因京师旧庙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庙食于蜀，宜也，与文昌六星无涉，其祠在天下学校者当毁。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传王灵官法有验，乃建天将庙祀灵官，谓宋徽宗时有西蜀萨坚授法于林灵素者，其师也，因于庙立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灵官曰崇恩真君，祖师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岁易袍服，其费不赀。当革灵济宫祀。金阙、玉阙上帝，盖五代时徐温子知證，知谔也。神世系事积非甚异，其攒号亦当革。
说穿了就是要废掉成化年宪宗大搞特搞的佛道庞大开支，对于刚刚即位之初的朱佑樘来说，颇有精图治之志。恢复遵祖制开大、小经筵，一日两朝。
在内官的整顿上，太监覃昌传旨戒谕在京诸司说：“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段遵守祖宗成宪，不得互相嘱托，损公利己。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送交东厂，外官送交锦衣卫处置，期若容隐不奏，事发后处以重罪。”
就是说不得宦官跟朝臣拉关系，相互托请结党营私。过后左都御史马文升上言时政：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砺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诏下所司议行，厘正祀典。
这个上疏刚上，就有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袁洁复上关于“平安伯”怀柔以安四裔，通商道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自大明朝起，西北边关从无余粮，每年朝廷为其供给，卫所兵响粮食所费银何其千万两，自成化先皇设立平安镇起，短短几年平安伯就其让整个榆林道不缺粮，到目前还能往外省运粮，反孵朝廷，就凭这样的政绩足能恢复其封爵。
自大明以来朝廷封出去的爵位随便收回唯平安伯一人耳。损害朝廷威严，故而平安伯久不履职的起因。意思是说朝廷反反复复，把封荫当儿戏，对待能吏大臣如此，怎么整顿朝堂上下。显然这是章子俊托请袁洁的套路，正好借着朝廷整顿的机会给捅了上去。
就此在弘治元年（4）四月十二日朝会上，关于章子俊的去留问题展开了对奏，说是奏对，其实就是处理章子俊“犯令”一事。
目前朝中最不爽的就数吏部尚书王恕，好心推荐章子俊出任南京户部尚书，人家还不鸟，害的在朝臣面前抬不起头来。
话说王纶是内府十二监四司八局中典玺局局丞，供事东宫，故称其为‘东宫局丞”、“东宫内侍”。按明朝惯例，太子继位后，东宫内侍自然递转入司礼监掌机务。
钱溥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因曾在内书堂教书而与王纶有师生之谊。明朝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内阁的下属机关，内阁成员也多由翰林院出身。故新进士一人翰林，人们就以“储相”视之。钱溥此时已是侍读学士,从五品，只要有人从中斡旋，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人阁并非难事。
在此之前，天顺元年，吕原曾以翰林院侍讲、岳正更以翰林院修撰人阁办事。此念一起，钱溥便遗人往宫中向王纶打探消息。王纶也正想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亲赴钱宅，商议英宗后事。此事看来很是平常，但在当时却属内外官结党,罪在不赦。偏偏钱溥与大学士陈文比邻而居，二人素来交厚，如钱溥请陈文-起共商大计，或许结局大不-样。但钱溥计不及此，或者心有顾忌，想背着陈文，但行踪却为陈文所窥伺。
尽管陈文与李贤有矛盾,但毕竟资历较浅，居李贤之下，也并不委屈。今钱溥将自己甩到一边，与王纶密议，一旦人阁，岂不又多一政敌?为自身计,陈文和李贤结成了同盟，共同倾轧钱溥。
而王纶急不可待地觊觎司礼监，又直接触犯了掌印太监牛玉,这是英宗晚年最为信赖的宦官。致命的是，王纶、钱溥未能抓住朱见深这座靠山，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引起了朱见深的不满。英宗大殓的这天，皇宫内外上自天子、下至旗校内使，均穿缞服，以示对大行皇帝的哀悼和怀念。其时天寒地冻，王纶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有意显露，却在缞服之外套了--件貂裘。朱见深一眼瞥见，心中甚是不快。牛玉乘机历数其过，最大的罪状自然是交结钱溥。朱见深此时已得李贤、陈文的奏告，只是未作处置。王纶一不谨慎，撞在枪口上。朱见深即命将王纶、钱溥下狱，并追究同党。
钱溥降广东顺德县知县，成化十八年后起掌南京翰林院事，进南京户部尚书，此时的钱溥正在等待章子俊的接任，才可致仕。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新任南京户部尚书章子俊没有去上任，这可让朝廷下不来台。
都察院都御史赵桓，佥都御史吴兆恩，六部给事中刘柄誉，王书桓，张峥、吴议、黄陶等官员纷纷参劾章子俊目无皇法，犯令抗旨，应该抓捕下狱。
誊黄右通政严祖兴出列道：“平安伯是能臣也，榆林道离不开他，目前鞑靼小王子率部落潜往大同近边营，扎营长达三十里。四月前皇上刚刚登基就遣使一千五百余人说是请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后然皇上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后，前两月又来，下官以为自此以后，小王子屡以入贡为名，沿边骚扰，且出没河套地区，这样的话西北边境再度紧张。朝廷又要增派守备及内宦驻守，吐鲁番也对哈密虎视眈眈，哈密危矣，此时如果把章子俊大人调往南京，河套会被鞑靼再度侵占。那么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北产粮区河湾又变成了鞑靼人的牧场，榆林危矣。”
严祖兴的这个对奏可谓是一针见血，让大多数朝臣似乎才反应过来，内心也嘀咕起来，难道章大人不去南京户部跟榆林边关有关看来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此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的马文升出列道：“成化以来辽东激变，西北边事荒逐，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
马文升对西北边关之事最清楚，可以说当今大明朝堂中无人有马文升这样的理解。对边患自有主张。马文升对憎道官很厌恶，这跟马文升在成化年时任左副都御史巡三次抚辽东有关。成化十四年时，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
再次被起用后，入朝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于成化二十二年（46年）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马文升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对内宦及李孜省等憎道官痛恨异常，如今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就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此时新朝初始，朱由樘也想清理朝堂，就命马文升提督十二团营。
马文升一上来就针对起了边关的驻守内臣问题，把原本商讨章子俊的“犯令”一事，撇在一边了。众多朝臣在错愕时，也不好接着说什么。明明知道”歪楼“了，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不过有一点到是一致的，就是内臣的权力要收一收了，那些术士、憎道官该撤的撤，该免的免，该罚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