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过荆襄之乱的起因，却没有说明朝廷为何会这样做，难道招安加强管控不行吗非要靡费国库招兵买马，死伤无数去剿灭，大明现有二大内乱，一曰荆襄之乱，二曰大藤峡瑶山暴动，在此区域全被朝廷定为“封禁之地”，目前荆襄之乱经过几十年来的”封禁“砍杀平乱告一段落，剩下的只有大藤峡瑶山了。
在章子俊看来，大明朝平定的这二处“封禁”之地，都是采用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虽然荆襄之乱平定了，可问题还是存在，没有解决，现在轮到大藤峡瑶山，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只怕行不通了。直到明末农民大起义时，清军打了进来，朝廷又联络大山中的“反民”，给出了“官职”，收编为“护”。这风水转的神仙也想不到吧。
作为穿越者章子俊对历史还有一定研究的，知道几百年后，当清军打到大藤峡瑶山后，大藤峡瑶山的百姓把攻击大明改为攻击清军了，又存活了百年才慢慢褪去。
农民起义哪个朝代最多有人可能会说，宋朝400次农民起义最多，有人可能会说是明朝，也有可能会说是清朝。考虑到大明王朝最严重的食人事件和极其可怜的赈灾支出，毫无疑问，最被史学界公认的这个朝代就是——大明王朝！
不仅仅是起义频繁，而且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毕竟，有哪个封建王朝开局仅60年，就多达400多起农民起义
当你搬运史学界史料，还原一个真实的大明时，你会被定性为“裁缝”，断章取义；
当你搬运一大群史学界相互佐证的史料时，专业历史学家的结论会被这些人认为全是“假的”，人云亦云，没有认真对比数据。
当你搬运数据时，提供的史料就会被全都删掉！当然，并不否认大清实际上也是历史上糟糕的一个朝代之一，无数流民问题和农民起义。可是放眼纵观中国古代各朝代历史，跟汉唐曾经的辉煌相比，明清在治国上只能排倒数。而清朝的治国是用手中的利刃平定内乱，只要有一点反抗因素，全部用刀解决，不惜把一城不分老幼屠杀宰尽。
穿越者的章子俊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不会去纠结史学家的结论，也不需要去对比数据，寻找什么史料，满目皆是数据，放眼都是史料。
平乐县知县浦耀山告急，大藤峡瑶民三千余人，打砸了平乐镇，零元购众多商铺，又烧毁了乐善桥边上的三间木房及“顺发快递”铺，把货品全部抢劫一空，杀害了十三人，最后又抢了“常平仓”及县衙，浦耀山一家躲入草坨子里面，才保住性命，这活算是没法做下去了。
瑶民的暴动起因还是因盐而起，别的生活物资好说，也能替代，唯独盐。因大藤峡区民风彪悍，又不讲“道理”乱民丛生，莫掌柜的“顺发快递”也避之，不管是什么快递也不好使。起因还得说道浦耀山对待瑶民的态度身上去，像浦耀山这样进士出身文人，骨子里头处处透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看待山民就像在看一群两脚羊，大明文人称之为蛮人，列入未开化之列。
古代文人最喜欢就是给天下人划分等级，“封禁之地”的由来就是等级之分才闹将出来的，被封禁的地区为什么慢慢地汇集了大量流民而最终成为了大明的毒瘤呢这一切都要从明朝的户籍制度说起。明朝将天下所有臣民按照职业（农、军、匠、医、灶、商等）分类编入户籍（记录户籍的《黄册》和登记耕地的《鱼鳞册》，是明朝最重要的档案文件），而且是终身且世袭的。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如果你被编入农户，不光你这一辈子，包括你的子孙们（只要没有绝嗣）都是农户。别说换职业，就连搬家换个地方都不可能。从洪武年间开始，军户们因为生活太过于困苦就开始大量逃亡，此后各朝军户逃亡越演越烈，直到军卫制度彻底崩坏。
就目前的平安镇，逃亡前来的军户多达上千户，人口六千余多。
到了正统年间，由于吏治的，大量的自耕农因生活所迫变卖土地。虽然土地没有了，但是相关的赋役却还挂在他们身上。明朝普通农户的赋役大头不是粮赋而是徭役，徭役是按户征而不是按土地来征。本来田地没了一家吃饭都是问题，现在壮丁还得无偿去出徭役那还不得全家饿死。于是逃亡就成了这些破产农民的必然选择。
对于逃亡的军户、农户来说（这类逃亡明朝叫“逃户”），逃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这个时候荆襄地区就成了乐土，因为朝廷的封禁，荆襄地区有大量的无主沃土可供耕种，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没有户籍管理也没有土地管理，不用缴税服役。对于明朝的平民来说，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
但是朝廷是不能容忍的，首先擅入封禁地区要驱赶，其次逃户的人必须抓捕回去，不然长此以往谁给朝廷当兵，谁向朝廷缴纳赋役面对官府的抓剿，这些流民要么逃入深山躲避，要么抱团对抗官府差役。部分流民抱团之后就不再只对抗抓捕，也开始抢劫荆襄周边地区的大户人家。荆襄地区由此慢慢变乱。
现在的大藤峡也是这样而在发展壮大中，而当时的荆襄地区已经聚集了几十万流民，宪宗继位时，地方官员已经没有办法清理了，纷纷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尽快治理，迟则会导致民变。在成化元年三月，宪宗任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
当时王恕也不想用杀戮驱赶的方式，招抚主要方式就是发放口粮，然后逼迫流民返回原籍。这明显没有作用，因为流民回到原籍之后难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就算是回去也很快再次成为流民。
王恕刚接到任命，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王恕停职回家治丧两个月（原本申请丁忧守制，被宪宗夺情），就是这两个月荆襄的局势再度恶化。地方官府并不愿意招抚流民（受被劫掠的地方大户的影响），将所有流民都视为“贼人”，一味地发兵捕“贼”，流民怎么肯束手就擒于是对抗和反叛之火越烧越烈。
此后几个月王恕再想招抚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以刘通为首的乱民已聚集了四万多少人，刘通自称“汉王”，建立“大汉”，改元“德胜”正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也意味着，朝廷最初的招抚政策失败了。
直到成化二年十一月，叛乱是平定了，但是荆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几十万流民聚集在荆襄地区，应该怎么处理呢朝廷一番讨论之后认为，荆襄之所以形成大乱，是因为朝廷此地区力量不足，武力镇压不及时以至于养虎为患。
刘通、石龙的叛乱平定没几年，由于旱灾，中原地区的流民不顾朝廷禁令，又开始流向荆襄地区。到了成化四年，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已有三十多万。面对形势，朝廷还是老办法。
星如斗转，时间到了目前的大藤峡地区，朝廷还是采取当年荆襄地区的老办法对对付大藤峡瑶寨及流民，章子俊回顾着当年朝廷对付荆襄流民的策略，只能摇头叹息，朝堂上不乏智者，官位职卑说不上话。就说当时朝廷的一些官员也开始意识到深层次的原因，例如礼科给事中张宾上奏指出，荆襄流民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原籍遭受灾害后，官府并未及时豁免他们的赋役。与其在荆襄这个地方堵，不如在各地减少流民数。
张宾的建议姑且不论朝廷是否接受以及执行情况，建议最多也只能解决流民汇入的问题。可是当前在荆襄的百万流民怎么处理呢最后朝廷大概是两种意见，主流就是抚治遣返流民，同时准备大军以应对不臣。另一种意见比较小众，知县陈文伟为代表。他认为朝廷不必花钱进剿，倒不如在此处划定新的州县，将这些流民就地重新附籍。
陈文伟的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章子俊支持，这样流民可安居乐业，也可以为朝廷增加税赋。而且这些流民把地占了，后面的流民见无地，自然不会再来了。这可谓是治世良方了，但不知是囿于祖制，还是人微言轻，朝廷并未重视还是用过去的办法，禁入加遣返。无奈当初章子俊的官位只是一个庐州知府起不到作用。
目前的大藤峡地区跟荆襄流民又有所不同，十万大山中生活着众多的坐地户瑶民，而流民的大批涌入只是其中的一小半，禁入加遣返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了，章子俊只才又想到了当年知县陈文伟的上言，重新附籍的法子，对于这样的“国策”，章子俊是没有权力行使的，只有上疏朝廷晓明厉害，拿出方案出来才行，朝廷能不能同意就看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