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金霖的谦让与胡子瑞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

“运命使然”。就像推倒封建帝王前的旧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

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秦方权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画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

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胡子瑞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

“大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胡子瑞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秦方权的被成功推上泰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另外两人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泰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秦方权这句话，未免把胡子瑞说得太胆怯了”。

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何贞素、丛未长两位均为曼谷市长的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何、丛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泰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秦方权并未就此敛手。

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画画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

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金霖和画选编辑胡子瑞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秦方权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

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

“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泰南社的内部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

“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泰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当年在曼谷寓园泰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秦方权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秦方权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他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社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曼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

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秦方权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

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

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泰南社设法主动与其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秦方权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

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

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社内同人屈服，秦方权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谁也无法定论。一种说法是当时泰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

就拿我们熟悉的胡子瑞与陈平南来说，一个是泰国经济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曼谷身兼两家报纸《科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秦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

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秦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

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秦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

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秦方权一向就是这么个人，

“善怒能狂”，

“唯我独尊”。而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秦方权一生中与塔万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间大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塔万叫板时，泰国和他们相熟的很多朋友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