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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到了日本，李谕亦不得不见识，甚至参与到了一场在日本别开生面的大论战：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VS以章太炎、胡汉民、汪兆铭等一众大佬为代表的革命派。

梁启超的阵地是他的《新民丛报》，革命派的阵地则是刚刚成立的《民报》。

正好日俄战争的胜利同样大大震撼了所有在日留学生以及旅日华人，大家围绕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展开了旷世大论战。

实话说，论知名度，革命派这一大帮子人虽然也很厉害，但目前他们加起来知名度也比不上梁启超，所以与梁启超论战反而可以提高革命派的知名度。

李谕猜测他们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巴不得和梁启超打一场笔战。打不过也无妨，反正自己的革命思想能够宣扬出去。

《民报》刚刚发表了三民主义，接着又提出了六个办报方针：颠覆清政府；建立共和；土地收为国有；维持世界和平；中日联合；以及争取世界各国支持或者赞成中国的革命事业。

其实这六条还是在深化三民主义。

而梁启超哪，本来也有点革命思想了，但去了趟美国被康有为一顿臭骂后，只能遵从师命继续坚持改良，甚至说过：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今年初梁启超发了两篇长文《开明专制论》以及《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后来合二为一，就是《中国存亡大问题》。

这篇文章刊印了上万册，在日本广为散发。主旨就是竭力反对革命，而是应当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

革命派在迎回“民国第一喷子”，上喷慈禧、下喷孙文、以后还要喷老蒋的战斗力爆棚的章太炎后，终于有实力可以和梁启超正面对线。

革命派这边能出的人很多；改良派虽然人也不少，但其他人基本只能负责守家，梁启超一个人守三路。

《民报》的发文，言简意赅，直击灵魂：第一，要革命，推翻满清；第二，要实行共和；第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看到《民报》来势汹汹，梁启超不敢怠慢，亲自提笔撰文回击：

“吾认为不必要革命。因为中国并不存在民族歧视与压迫；举国人民，在法律上本已平等。光绪皇帝是圣主，只要实现立宪，就可改变中国之状况，逐步使国家富强。

“既然立宪之后，满汉可平等，则无需革命。且中国民智未开，贸然鼓动革命，只会引起暴民骚动，杀人盈野，甚至招致帝国列强之干涉，那将会亡国灭种！

“……”

一家酒馆中，章太炎找来李谕喝点小酒。

李谕刚刚在东京帝国大学完成了一场演讲，赢得了很多师生的赞扬，一时之间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宣扬李谕获得诺贝尔奖一事。

甚至报纸上还提出了“日本国在军事上战胜白人，而李谕则在科学之道战胜白人”等等论调。

总之现在李谕在日本国同样颇受欢迎。

欧美并没有满足日本在战胜俄国后的条约，日本感觉自己在国际上仍然被欧美所孤立，小心脏备受打击，只能回头继续拉拢清廷。

现在李谕的知名度可以说已经与梁启超不相上下，只不过两人所在的领域不同。

章太炎当然知道李谕的能耐，所以把他拉了过来。

酒馆中在座的还有胡汉民、汪兆铭、宋教仁、陶成章等。

李谕见状笑道：“你们要是开会的话，我改天再来。”

章太炎连忙把他拉过来坐下：“你可不能走，这么好的酒，要是没有你，就少了一半风味。”

李谕说：“在座都是同盟会成员，我一个外人，恐怕会让你们不方便。”

“怎么可能不方便？”章太炎指着在座的人问道，“你们方不方便？”

胡汉民等人立刻说：“方便，方便！”

“你看吧！”章太炎说，“他们都方便！而且我们就是希望有你这种既开明又是局外之人来参详顾问，并不是让你入会。”

宋教仁则说：“中山先生说过，你在美国时已经与纽约的洪门大佬司徒美堂结为兄弟，我们不会难为先生。”

李谕说：“好吧，我就在这坐着品尝美酒，听你们聊天。”

章太炎笑道：“这就对了！快尝尝，这是我专门从上海带来的，比日本人的清酒有劲多了！”

章太炎先带着喝了一圈酒后，才拿出了梁启超的文章，说道：“梁公的笔力还是一如既往地犀利，虽然他的理论漏洞百出，但似乎也不是那么好驳斥。你们认为如何回击？”

宋教仁说：“简单，我们可以列举的论据太多。就说他所支持的满清朝廷，回顾这两百多年，满汉之间只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哪有什么种族平等？就算要和平相处，也不能让满人继续高高在上，这是畸形的制度。”

汪兆铭说：“我同意渔父的话，满人根本不是我民族之一员，仇满排满是汉人天职！”

“我也同意，”胡汉民则说，“但我需要补充一点，如果我们要革命，梁公所担心的西洋列强干涉不得不关注。所以革命需要克制，使之成为有秩序的革命，而不能像当年义和拳一般野蛮排外，我们要善守国际法，排满而不排外。只有这样，列强才可能保持局外中立，不会干涉革命。”

“汉民补充得很好！”章太炎说，“我们要达到让洋人局外中立的目的，自己必须足够文明开化，凡是清廷和列强所定的条约、债务都可以按照国际法承担下来。”

众人一致回道：“太炎先生所言极是。”

李谕喝了一口热茶，心想，他们的总体思想没什么大问题，不过细节上如何处理就是难事了，毕竟这些人一点权力都没有。

章太炎又说：“还有，梁公所提革命流血这点，我们如何反驳？”

汪兆铭胸有成竹地说：“革命自然要流血，就算英吉利国与日本国所谓‘和平革命’的国家，也免不了杀人流血。”

既然叫革命派，大家对这一点当然早就有了共识，宋教仁说：“就算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又何止百万？他梁启超怎么说？”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的论点，死于苛捐杂税之人更不可胜数。”

章太炎是这些人里笔力最好的，在纸上写道：“革命不免与杀人流血固然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章太炎此时才问向李谕：“疏才兄弟，你认为我们所说可有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