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说:“如今通信方便,袁项城因政见不和又把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辞退,一切事情都要直接用电报发给他。”
蔡元培说:“他是要远在京城遥相指挥。”
张謇说:“按照约定,孙先生辞职后,他必须来南京赴任。这边没有他的北洋根基,总归可以起到权力制约之作用。”
革命党人对这个方案还是很放心的,不过袁世凯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张謇又说:“疏才不爱官场,钟爱教育界,鹤卿兄来到上海,立刻把你叫来了,可不是求你当官。”
李谕笑道:“承蒙抬爱。”
蔡元培说:“教育为当下之本,十多年前的戊戌年间,严复先生便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救复中华。”
张謇说:“自从武昌首义后,各地报纸均在大声呼吁教育救国,《申报》说,‘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蔡元培说:“没错,我们现在最缺的甚至可以说不是钱,而是人才。”
李谕当然同意他们的看法:“南京政府似乎已经颁发了义务教育法令。”
蔡元培说:“义务教育是好办法,我在德国留学时多有接触。光绪末年便颁发过‘强迫教育’章程,但执行起来有诸多困难。”
所谓“强迫教育”,自然就是义务教育。
李谕说:“免费上学,怎么会有困难”
蔡元培解释道:
“义务教育这种新鲜事儿地方官员根本没见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后来警察直接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政策变成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全打起了退堂鼓,担心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去学堂
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还是把孩子送进了私塾避一避。
所以强迫教育的结果竟然是各处私塾人头攒动,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
李谕听了很无语:“真是荒唐,好事也能办坏。”
蔡元培说:“我在教育部下发的法令中,已经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占比不得少于预算总额5;地方则要更高。但具体能施行到什么水平,我自己都没有多少把握。”
李谕作为穿越者,知道蔡元培的愿景在民国基本无法实现,和很多命令一样,都执行不下去,仅仅流于纸面。
“义务教育花费非常大,只能政府推动。”李谕说。
张謇听后笑道:“蔡部长现在可是南京政府里最穷的一个,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李谕尴尬道:“教育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蔡元培说:“我向孙先生要过,他说‘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若不是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先生借了三间屋子,我只能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在大街上支棚子。”
张謇说:“我记得鹤卿还是自己坐着人力车去孙先生那儿领了教育部的大印。他的教育部加起来一共三十个人,包括鹤卿在内,每人的薪水都是每月30元,是临时政府里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带到了此后的北京教育部。
“万事开头难,”李谕说,“蔡部长,在下有个请求。”
蔡元培说:“疏才太见外了,还‘请求’伱直接建议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肯定会办。”
“很简单,只要有大印,能发布命令就足够,”李谕说,“我在上海的大学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立马就可以开办,希望教育部颁发一道《大学令》,准许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兴办大学。”
蔡元培轻松道:“原来只是发个命令,那就好说了!我教育部现在唯独还不缺的只剩纸和笔。”
历史上,这道《大学令》要年底才出台。也正是蔡元培的《大学令》,鼓舞了一大批高校出现。
谈话间,赵凤昌收到了一封电报,看后对张謇说:“季直兄按照两边的意见拟好《大清皇帝退位诏书》了吗”
张謇说:“基本拟好,南京已没有意见,可以发给袁世凯。只是南京方面建议把名字改一改,清室立马消亡,谈不上‘大不大’,干脆不叫‘大清皇帝’,直接称为清帝。”
赵凤昌点点头:“没有问题。”
张謇又说:“为了再给清室找补回一点颜面,南京方面认为可把‘退位’二字改成‘逊位’。逊位有主动让出之意,好听一些。”
赵凤昌说:“想得很周全。”
就像此前提的,现在能找出一个南北双方都接受又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同时文采足够好的,貌似只有张謇。
所以拟定清帝退位诏书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身上。
身为前清状元,张謇写清帝的退位诏书,心中还是挺感慨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流血就可以完成革命,是他们做梦都希望看到的局面。
虽然辛亥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以后该流的血还是得流,但推翻帝制这一条就足以封神。
赵凤昌立刻安排人发出了电文。
清帝退位诏书字数不多,只有三百多字。
虽然看名字,诏书应该出自宫廷,不过隆裕太后早就没了权力,诏书全文都是在南北双方商定后,由张謇代笔写出,清廷作为待宰羔羊,一点都没参与。
短归短,这封诏书每个字都很重要,尤其最后一句:“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绝对是全篇精华所在。
这句话一下就把格局彻底打开了,不仅采纳了孙先生的五族共和理念,同时要求维系领土完整,对今后绝对是纲领级的指导,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