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class="contentadv"> 海森堡自信说:“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p>
李谕笑道:“祝你好运。”</p>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p>
当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p>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李谕写出了关于“全同粒子”的论文,准备投给《SCIENCE》。这算开个头,“全同粒子”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p>
而理论上的研究,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p>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p>
——</p>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p>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p>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p>
简单点说,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p>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p>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p>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他对李谕失望地说:“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虽然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毫无效果,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p>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p>
顾维钧说:“太无力了!弱国无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p>
李谕叹道:“尊严只在刀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p>
顾维钧同样说:“列强还是列强,即便我们是战胜国,也没有用。”</p>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结果已经注定。</p>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p>
就像玩王者,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如果赢了,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若是输了,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p>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p>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p>
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p>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p>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p>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p>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p>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p>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p>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p>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p>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p>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p>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p>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p>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p>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p>
其二,不签字;</p>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p>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p>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p>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p>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p>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p>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p>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p>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p>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p>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p>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p>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p>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p>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p>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