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杨涟与高攀龙说陛下要求在《大明律》中把律条尽可能注明，今后判案要以律条为尺，颇有不妥。而在刑罚上又取消了大部分惩戒之刑，动辄抄家苦役，似有法家之嫌，后世难免要有……暴政之嫌……”</p>

王安确实不是装可伶，说之前先从怀里掏出个小纸条，一字一句按照上面写的说，不敢有半点疏漏，更不敢随意加上自己的只言片语，仅仅就是转述。尤其是说到最后四个字时，两条腿已经有了微微抖动。</p>

“坐下……朕说坐就坐，趁热把可可粉喝了。他们俩处心积虑的逼着你来给朕说这些，是不是也怕被抄家苦役？</p>

别忙着否认，朕觉得肯定是。在大部分朝臣眼中，朕是个喜怒无常，杀戮成性的君王，就算还没人说暴君，估计也差不太多了。</p>

既然都快是了，那朕还会顾及身后事吗？来，朕口述，你记录，带回去交给他们，免得以后再来骚扰你。”</p>

被臣子如此评价，是很多古代帝王的大忌。即便真是杀戮成性的帝王，比如朱元璋，也绝不愿被人说成暴君，谁敢说，大概率就真要被暴了。</p>

杨涟和高攀龙还算比较了解自己的大臣，可他们依旧不敢当面这么说。可又忍不住想忠言劝谏，于是就找了个最不容易被皇帝记恨的人来代言，比如王安。</p>

不得不说的是他们找对人了。只要王安不当谋逆主犯，哪怕参与了，自己也会法外开恩予以赦免。还不会把他赶出宫去自生自灭，可以继续在宫里当個闲差。</p>

没什么太复杂的原因，如果没有他当年的回护，自己会不会夭折先不提，肯定会吃不少苦。也大概率不会那么容易搭上陈炬，在登基之初就能牢牢把控住后宫。</p>

皇帝是很无情，自己可能比普遍意义上的皇帝更无情，但还是有点底线的，对于没什么危害的功臣，主要以宽怀为主。</p>

“朕不太懂法家或儒家是个什么样子，只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想管理好国家不能寄希望于君主永远圣明，得依靠律法。</p>

韩非子说过：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p>

朕以为很有道理，故而要求在制定律法时务必要使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怕只上过几年私塾，认字不是太多，没读过圣贤书的人也能一目了然。读出来，更要让目不识丁的百姓也知其意。</p>

儒家追求人人都做好人，未免太理想化了。本朝二百多年，金榜题名者成千上万，其中可有几个能被称为好人？人前显圣，人后龌龊者比比皆是。</p>

法家不追求人人都做好人，只要求人人不做坏事。所以法家在设计律法时会把帝王设想为平庸的人，然后用律法去代替君王管理国家。相比较起来法家更容易实现，儒家只能存在于幻想。</p>

不要因为法家严苛就否定一切，也不要因为儒家中庸就肯定一切。朕既不是法家也不是儒家，而是杂家，取万家之长，谁有道理就用谁的，哪句话有道理就听哪句话的。</p>

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朕想不起来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但坚决不想这么干。管理国家不能以方便不方便、省事儿不省事为准则。更不能以愚弄、恐吓民众为方法。</p>

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故民不畏上。这才是朕对《新大明律》的要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