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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启等三人喝干了杯中酒后,对张大复问道:“张先生,刑名的胥吏这么厉害,那钱粮方面呢,胥吏也是如此嚣张吗?”
张大复夹起一口菜吃着,吃完才不慌不忙地说:“态度也许没有这么嚣张,但能力和影响有过之而不及。”
负责钱粮的胥吏就是钱粮书办,基本都是父传子,靠的是一本密不传人的鱼鳞册,上面记载着一地真实的土地状况和实际拥有人,有了它才能顺利完成赋税的征收。
大随赋税征收主要靠县一级去完成,而知县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赋税完成情况。一县赋税都是有定额的,原则上会随着土地和人口数量增减,但实际上隐瞒增加的土地和人口是民户、特别是世家大户的常见做法。
另外就是土地的转让和买卖。真正买卖土地的为了省却牙契钱,往往不去县里办理正式手续,只是私下里签订契约,奇怪的是这种私下契约只要有中人、保人,打官司一样有效。而许多为躲避赋税的小户,自愿将土地献给世家大户,然后算是租种土地,每年向世家大户交地租,也好过自己上县里交赋税受到的各种盘剥。
时间长了,土地的真实情况,只有长期在一地的这些胥吏书办自己清楚,要想顺利地把赋税收上来,不靠他们是不可能的。遇到精明强干的县官彼此还能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如果县官昏聩,胥吏则趁机大饱私囊。
魏启问道:“胥吏怎样对付县官呢?”
张大复道:“一种办法是把赋税加到那些世家大户头上,一旦得罪他们,往往一封信就能让县官倒霉。另一种是加到那些讼棍或者强粱头上,这些人或者上告到府里、郡里,或者聚众闹事,抗税不交。如果不敢得罪这两种人,那就完不成赋税,一样会被处分。”
魏启叹道:“真是小人难防啊,对付这些胥吏该怎么办呢?”
李至清道:“其实也好办,只要官员自身过硬,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官、吏之别是天上和地下,胥吏身份低微,见到官员都要跪拜行礼。如果官员自身清廉刚正,这些胥吏别拿不到官员把柄,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弱点。反过来,官员要处置胥吏,找到罪名便可以革除差事,判流判徙,甚至可以当堂打杀。”
魏启点头道:“看来所谓吏治问题其实就是官员自身,只要整个官场风气正了,吏治问题就迎刃而解。”
众人都拍手大笑道:“这才是正解。”
魏启道:“我还想请教张先生,大随的土地和赋税总体的情形怎么样?”
张大复思考了一下道:“目前可以说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我朝在弘治年间土地数量最高达到七百九十多万顷,而近些年却降到六百万顷左右。土地数量少了,赋税却是增加了三成,当然,各种物料的产量也增加不少,但总体来说赋税负担加重了,而且增加的负担大都是普通民户头上。为完成赋税征收,有的地方只好提前增收赋税,比如越郡某些县,赋税居然已经征收到5-6年以后。这些年东南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赋税征收不合理,普通民户的土地要么被世家大户兼并,要么主动投献给大户,以逃避国家赋税。”
魏启问道:“我想请问三位先生,有什么良策解决国家赋税问题吗?”
李至清望了眼魏启道:“王兄对我朝大政十分关心啊。”
魏启道:“平时没有机会了解这些,今天有幸遇到三位先生,便想多多请教。”
袁小修一拍桌子道:“良策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两个字。”
说完望了望李至清和张大复,三人异口同声道:“均赋!”
魏启眼睛一亮,道:“把赋税均摊到土地上,这样世家大户既不能避税,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了。”
袁小修有些难以置信地对魏启道:“王兄,你就听我们说了这些,居然能想清楚均赋这个要害,真是高人啊。”
魏启忙道:“晚生不敢担此谬赞。实不相瞒,先前晚生的一个朋友曾经提起过均赋的构想,今天三位先生的话更是让人茅塞顿开。”
李至清等三人都注意起来,李至清问道:“王兄的朋友是谁?”
魏启叹了口气道:“对不起三位先生,实在是有难言之隐,不方便说起。但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带我那位朋友与三位先生畅叙。”
过了几天,魏启跟左振昆提到刁启明在酒楼探查的事,左振昆十分关注,让魏启详细说了当时的情形,沉吟半晌后,对魏启道:“殿下,今后您微服出门,一定要注意安。”
魏启道:“左师傅放心,一个是在翰林院,另一个有叶姑娘陪着,不会有问题。”
左振昆摇头道:“京城虽是首善之地,却也是藏龙卧虎,殿下千万不能大意。叶姑娘功夫自然是高,但好汉难敌四手,难免有顾不过来的地方。今后殿下周围一定要有宿卫处卫士。”
魏启道:“带着宿卫很容易暴露身份。”
左振昆道:“可以让宿卫在一定距离以外,这样如果出现意外,有叶姑娘抵挡一下,宿卫便有时间赶到。”
魏启有些不以为然,但也不好说什么,便敷衍地点头称是。
左振昆看出魏启的意思,也没有再多说什么。离去前,特意找了亲王护卫的首领,是一名宿卫处的都司。左振昆告诉他,只要明亲王微服出门,一定安排10名宿卫在外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