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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你准备进京求援的原因吗？”林东生对齐天翔谨慎的态度，内心比较妥帖，可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一条路，几个隧道，怕是难以引起部委的足够重视吧！即使加上那一条清河支流的贵水河，也够不上你一个堂堂省长亲自去拜庙求佛吧！”

齐天翔自然能听出林东生话里的意思，也明白林东生想要他和盘托出想法的意图，就微微笑着回应道：“一条路当然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现在的建设模式也不是十几年前了。??现在只要将项目打包，包装出一个诱人的噱头，还怕引不来项目资金和建设队伍，而且说不好听的，只要理由合适，根本就用不着过多的费时费力，可考虑到山区展和环境规划，还真不能采取这种简单的运作方式。”

“另外，咱们省现在可是有十几条这样的断头路，或者是等着打通隧道，或者是期待架设桥梁，这都需要专业的施工队伍进驻才行。”齐天翔显然认真了起来，看着林东生诚恳地说：“对于以往的山区展模式，我也不是很认同，修路架桥就是为了开山区的地上地下资源，就是为了造福某些权贵集团，或者是某些暴户。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公路的便利，开当地的旅游资源，让山清水秀成为山区新的亮点和经济增长极。我认为，随着城市的展和拥挤，城市周边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变得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自然山水和优美的环境，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山水游、休闲游、度假游，一定会出现增长，为了迎接这个商机的到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这我完全相信，也举双手赞成，并大力地予以支持。”林东生看到齐天翔认真了起来，也是感觉到自己的话语有些失之公允了，内心里也有一些淡淡的歉疚。齐天翔作为自己选定和培养的干部，始终对自己怀着一些敬畏和尊重的，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是很重视的，自己的言语虽然有爱护的成分，可态度还是不够坚决，以至于使齐天翔产生了误解，于是就旗帜鲜明地笑着说：“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借助新形势的展助推山区经济转型，现在正是时候。你的想法和切合实际，也很有战略眼光，作为省政府未来几年的展和着眼方向，以此改变山区县域经济的的展格局，这种谋划符合我省的实际，我完全赞同，也愿意挥积极的作用。我的态度很明确，这到什么时候你也不用怀疑，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去干就是了。”

林东生明确的表态，到让齐天翔感到了意外，原本就是想要与林东生交流一下山区开的思路，没想到林东生会是这么干脆地给予了回答。这是齐天翔能够想到的结果，可方式和过程却是猜不出来的。

与林东生的交往在齐天翔内心，感觉到比较微妙，甚至可以用变幻莫测来形容。齐天翔由最初的赵浩楠的人，变为林东生的铁杆，变化是很有戏剧性的，连齐天翔自己都难以解释这种转换的过程。

能到河海省纪委挂职，是岳父闫博年的精心安排，而且是在卸任省长职务，拒绝进京继续任职的情况下提出的，有着很精密的设计和路径意图。尽管只是向省委提出希望齐天翔挂职锻炼的要求，可身为多年的老官场，如果没有经过周密的谋划和沟通、交流，没有绝对的把握和胜算，闫博年是不会冒着名誉和尊严的风险，提出这样看似非分要求的。当然也不排除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可，作为自证清白的一种策略，也有着很强的交换意味。

身为省委新任书记的赵浩楠，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也愿意将这个大礼送给闫博年，以此获取闫博年这个本土干部标杆人物的支持和认可，以此在河海省这个经济大省站稳脚跟。主政河海省，对于出身有着中央智囊机构著称的赵浩楠来讲，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或者说是有着巨大风险和挑战意味的，多年秘书和智囊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上层关系和必要的人脉，可这些重要的标签，对于基层任职，尤其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助益，相反还会因为关系网络的交织，繁衍出许多的掣肘和干扰。

基层主政，特别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除了绝对的权利和威势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对大局的掌控能力，处理复杂多变的政治关系和人际纠葛，应对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政治智慧，以及掌舵自己并不擅长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使得这个北方大省的经济展势头能够持续。毕竟中央需要的不仅仅是河海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政治生态的可控，更需要经济强劲增长的势头能够延续，给中央更多的财政和资金支持。这是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可这些对于不谙经济的赵浩楠，显然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可更为困难的还是局势的掌控和权力的舒张，以及意志的实现。河海省作为曾经的中华文化源地，有着很深厚的文化传承和传统精神脉络，也有着很深刻的文化自信和地缘骄傲，以此也造就了河海省人文精神的独特和思想意识的自满，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抵触，以及思想观念上由自满带来的保守，还有就是意识上的自足和固步自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念的进步和越。体现在行为方式上，就是道德上的自律产生的约束力，与文化精神上的限制，共同作用在个人言行之中，意念上的忠厚和行为上的迟缓，构成了河海人文精神的主体。

近些年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可几千年潜移默化的文化品性，却不是短短的时间和经济利益，能够彻底扭转和改变的，而最能体现这种矛盾变化的，还就是各级官场表现的比较充分一些。一方面是礼仪之邦厚重的待客方式，以及交往过程中的宽厚，可具体到细节的落实和操作，就是节奏的缓慢和过程的繁琐了。另一方面就是本土干部观念的保守和意志的执拗，以及理念上的固步自封和坚持了，而这些在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就形成了一股势力，或者说是一种洪流，明确地说就是本土干部与外来干部，从观念到行动上的抵制和抗衡。

这样的问题在全国各个省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可像河海省这么严重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这也体现在河海地近京畿的地缘因素上，自古就有京畿守护神的称谓，给河海带来着荣耀。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近代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河海不但诞生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而且随着革命事业的展，河海人民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小推车支援了革命，而且为全国解放后的建设和展，贡献出了众多的南下干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和精神集团。很多年之后，依然在全国许多地方，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河海省的干部体系中，本土干部所占比例始终是压倒性的多数，逐渐形成了一种上到省委、省政府，下到基层县市，一股根深蒂固的联系纽带，也形成了一种很深的地方保护意识和观念。尽管本土干部中，也有华沂、海东和河中等派系的争权夺利，可在对外之时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群体，也是与中央宏观管控河海省的愿望相违背的。

但久已形成的惯性，也不是中央可以轻易改变的，更何况其中还有河海在京老干部的暗中支持和策应，使得中央在河海干部使用，尤其是省部级干部选派使用中，也不得不考虑和权衡的问题。通常的惯例是省级党政负责人分置，即省委书记和省长原则上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各占一位，组成班子中尽管还不做如此明确的比例搭配，可也基本遵循这样比例。也有比例错位的时候，可也只是省委和省政府组成比例的不同，毕竟省政府侧重于经济领域的管理工作，本地干部还是熟悉和优势多一些，而在省委常委的设置上，却可能倾向于中央的绝对控制力。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安排，即使有短暂的混位，也很快就会进行弥补和调整。

尽管有着这些精准的设计和考量，可具体的权力制衡却需要单个的人来实现，中央不可能过多地干预到行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这就是中央和地方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领导人的综合能力和政治智慧，决定着河海政局和官场秩序的稳定，而这种稳定体现在社会层面，就是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平稳展，以及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