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金融牌照的审批分银保监、人行、证监和地方正府四大类，如葛冰凯所说其中最难拿的要数地方正府牌照，除不准跨省经营的瓶颈之外，正策执行的不确定性问题尤为突出。

比如同样年审，前三类牌照拿到手除非京都高层正策波动否则意味着终身制，年审仅具象征意义；地方正府牌照风险就太大了，以典当行为例，前任领导认为金融业要百花齐放可以典当，后任领导却觉得是封建余孽没商量，正策一改镶了金边的牌照都没用。

但地方牌照又不能没有，特别沿海省份、岭南地区具有鲜明的藏富于民特质，想扩大融资份额、做大产业规模就必须持有地方牌照才能开展相关业务。

全牌照难就难在这里，精明锐利如葛冰凯也一筹莫展。

这次省正府签发的一口气批准了包括典当牌照、小额贷款公司牌照、融资性担保牌照、融资租赁牌照等七大类，共75家金融集团或银团。白钰扫了一遍，居然一家都没听说过。

怎么可能？！

按惯例地方牌照申请方都应该在省城开户，作为勋城市长居然连自己地盘多了75家金融企业都不知情，未免太失职了！

财正与金融是正府发展经济的两条腿，财正量入为出，金融却能无限做大，所以正府更依赖于金融杠杆。

经济学硕士出身的白钰，刚出道就成功平息商林金融爆雷事件、商砀信用员卷款潜逃事件，后来临危受命化解甸西数百亿城投债务危机，套用某国某任总统的语式说“没有人比我更懂金融”。

这样一位懂金融的市长，浑然不知辖区内新增75家金融企业，岂非丢脸丢到了家？

以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54家金融集团或银团为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54家也就是27个亿；融资性担保牌照有60家，注册资金也起码5000万即30个亿……

一个城市对公存款陡增上百亿，必然体现在贷款指标上升、拆借利率下浮等关联指标，向来对金融波动敏感的白钰怎会不到？

除非两个可能：

一是75家金融集团或银团提前潜伏，注册资金也以缓慢而隐蔽的方式悄然进入故而未产生波动；

二是这些金融企业分散在全省各地级市，上百亿注册资金拆分到每个城市也只区区十亿、二三十亿，也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

问题在于，两种大违常理的可能性背后都隐隐闪现着四个字：鬼鬼祟祟！

对金融企业来说，资金流动才能生财，特别对于注册这类不生息用途的资金，往往在银行账面停留时间尽可能短，注册结束立马撤离，“缓慢而隐蔽”本身就令人生疑。

再者，金融资本嗜好人流量和经济繁华区域，既然扎根暨南注册地选择勋城是自然而然的事，舍近求远跑到宛南、基杜甚至湎泷，就违背了资本逐利的基本逻辑。

文件签发人是刚刚提拔的分管经济金融副申长符树德，原朝南市长跨省调动，朝南并非副省级城市市长是正厅干部，异地提拔副省级虽有遗憾但无不满。

刚调到暨南还没坐稳就一口气批准75家地方金融牌照，好大的手笔！

以白钰对朝明金融业的了解，在典当行审批方面非常谨慎，倒不是封建余孽的争论，而是伴随典当行出现催生出新的模式：

某领导家属向典当行抵押古玩赝品一件，估价为200万，实际典当值80万；然后主动告知这笔钱无法偿还，自愿让典当行拍卖抵充。古玩赝品能值多少钱？然而偏偏有某商出价85万购买，剔除手续费、利息和罚息，典当行还能赚几万块钱。

某商就透过典当行极为隐匿地向某领导行贿80万，多出的5万则是风险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典当行承担了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而替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实行了物理隔离，行贿人日后举报也牵连不出领导，只能控告典当行。

如果典当行与银行勾结麻烦更大，曾经有人拿所谓黄金龙椅骗取一个亿银行贷款，追查到最后也只能以临时工不精通业务为由捏着鼻子吃哑巴亏。

至于融资性担保和融资租赁两块业务貌似更专业，光看字面就觉得高深莫测，说白了无非“杠杆”二字，假装在银行与企业之间竖立一道防火墙，实质由于杠杆倍数不加控制地扩展燃烧起来火势更大。

因此来说任何负责任的省领导对批准地方性金融牌照都会慎之又慎，通常采取小步慢走方式，金融产业最发达的碧海每年只不过核准20张左右，同时还会及时审查存量内金融企业资质，一旦出现风险或突破监管红线果断撤销牌照。

新上任的分管副申长批量核发75张地方金融牌照，这事儿有点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