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礼为什么要去苏联，其中有躲避内战的因素，随着自己的实力越来越显眼，也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了。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数数提的上的战斗次数，也就是随徐树铮参与的那次直皖战争了，紧接着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因为马福祥的手腕躲过去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他去北方收复外蒙了，也躲过去了，可是眼下冯玉祥跟张作霖的争斗就实在是躲不过去了。到时候如果你不参与其中一方，弄不好双方都来打你。

对于冯玉祥他内心是有好感的，这个人总的来说还是正直的，不贪钱不好色不搜刮，手下的军队也是军纪严明，在军阀中算是独一份了。只可惜此人自幼贫苦，虽然进入军中后，刻苦用功，现在偶尔也能做几首打油诗，可是眼界毕竟小了，胸腹格局不够高远，他作为一个【整治】家表现的跟一个愤青一样，满口│割命│口号，天天喊着要收回国权，打到帝国主义。在国家还处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这样喊确实是能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情，可太不现实了。有一个阴暗的事实，那就是一国的【整治】人物，永远不可能像媒体上宣扬的那样伟光正，相反往往都是腹黑之徒，因为能通过层层权力斗争爬上最高的金字塔高位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热心善良正直的小白。虽然很阴暗，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却是必须的，假如有一个国家让一个小白做了他们的领袖，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悲剧呢，想想宋襄公就知道了。因此冯玉祥这个人适合当别人手上的一杆枪，但是却做不得打枪的人。

而张作霖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军阀了，既贪恋权贵，又喜欢金钱，还享受美色，而且为了私利甚至不惜出卖一些国家的利益。但是赵书礼知道这个人还不能被称为汉奸，因为按照这个时代的看法，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走狗，可是最后却死于日本人之手，原因恰恰是他出卖的利益让日本人不满意。其实像这类人，你喊他汉奸或者卖国贼恰恰是最大的谎言，他们其实是最不可能当卖国贼的，因为以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标准，国家就是他们的私产，他们岂能卖掉。而且大家还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正因为张作霖主掌了东北，奉系大大小小的军阀才团结到了一起，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强力的胡子坐镇东北，东北三省分成大大小小的山头的话，那么日本人夺取东北也许就不是9.18了。

所以这两个人，一个在内心中赵书礼不想打，另一个则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不能打。

但是赵书礼去苏联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联俄制日！

因此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赵书礼则借口要跟苏联进行商务交流，也要去苏联考察，并且几乎跟冯玉祥同时办好了赴苏的手续，同样北上经库伦去苏联的。两个心照不宣的人，经过联系相约在库伦见面，然后一起赴苏。

当然像他们两个人，不管是实力庞大的冯玉祥还是稍弱点的赵书礼，离开自己的地盘都不可能不做一番部署。冯玉祥怎么部署，赵书礼不清楚，他自己是费了不少心思。

内政基本上交给了徐新六，孔韧等人，让他们商量着处理，万一不能决断，可以通过电报跟自己联系。军事上，一直担当自己名义上的副手，其实是实际负责军队工作的西北边防军副司令宋远继续处理。而他当初带回来的几个同学，贺粹之，宋荣邦和黎行恕三人都已经升任师长了，骑兵师则由宋远当旅长时候的副手李三江担任师长一职。赵书礼给宋远他们下达的底线是守住绥西的地盘，如果能趁机夺取归绥就更好了。

做好这些部署后，赵书礼才放心的北上了。

库张公路，起始分别是张家口和库伦，这是一条康熙时期修建的公路。说是公路可能很多人印象中一定会出现，柏油路面，警示线等。但是现在的这条公路，不过是黄土夯实铸就的而已。

虽然道路不怎么样，但却是从内陆北上外蒙的必经之路，不管是大军进发还是商人货运基本上都选择走这条路。赵书礼和冯玉祥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赵书礼是骑马，而冯玉祥是坐汽车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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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内心很矛盾，老实说他不太看得上赵书礼这个起家于蒙古的小军阀，或者说他看不起一切跟他不同的军阀。只不过碍于外蒙是此人的地盘，他才不得不给个面子，答应跟他一起去苏俄。

但这几日他在外蒙的所见所闻却让他对此人有些改观，外蒙收回近一年了，原本被乔巴山等人充公的晋商店铺等又回到了从山西赶回来的商人手中，各种商业再次繁荣起来。市场上充斥着，来自内地或者日本美国等国的各种货物，也有蒙古牧民把牛马羊等牲口赶到这里贩卖，或者出售羊毛牛羊皮等他们的农牧产品。

冯玉祥看到，这里商业交换繁荣，其中一个东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纸币。河套联合银行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在这里跟银元有相同的效力。他问过牧民为什么接受这种纸币，牧民回答这是汉地来的商人给他们的，这些商人过去每年固定日期都到他们旗里收购牧产品，并给他们带去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他们相信这些商人。要说这还是蒙古人单纯啊，如果看看过去他们跟晋商的贸易就知道，他们被欺负的多惨了。

从明朝开始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第一次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当时他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只不过他此举两边都落着好，商人自然不高兴，蒙古人也不习惯，真是老实人啊。

当赵书礼第二次收复外蒙后，外蒙古的经济控制权仍然又回到了大大小小的晋商手里，有坐拥千万的大茶叶商，也有穿街过巷到各个牧旗上门服务的小商贩。但是此时不同往日了，商人也不愿意赊账了，因为蒙古几次降而复叛，失而复得，让他们担心安全问题。所以只接受现款，而现款又携带不便容易被抢，而河套地区新发行的联合银行纸币是晋商票号联合发行的，在晋商中信用很高，他们也乐得使用。加上过去数百年来他们日复一日的沿着固定的商道往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因此在牧民心中的信用很高。他们愿意使用纸币后，牧民们也就愿意收，于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联合银行的纸币在外蒙古第一时间推广，使用程度甚至要远超河套地区。

同时冯玉祥发现，这里的牧民不用交税，只有拥有店铺的大商人才交税，小商人除了在集市上摆摊需要交税外，走街串户的也是不交税的，政府也没有办法去收他们的税收。就算是那些交税的大商人他们的税收比例也很低，更没有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在这里，不管是牧民还是商人都很拥护政府。

而更奇的是，政府中的主脑人物也是蒙古人，军事上有脱欢指挥的两个蒙古骑兵师三万余人，民政上则是脱欢的老子脱骨儿――韩相。这两父子现在基本上是外蒙古的土皇帝，冯玉祥甚至有些担心，完全把蒙古人的事情交给这两父子，会不会造成蒙古人的再一次独立。担心归担心，他心里同时也觉得这样很好，蒙人治蒙，民族平等吗。

冯玉祥还考察了普通蒙古人的生活。蒙古风俗中骑马很重要，马是蒙古人的主要财产，家家都养着很多的马。蒙古的马草也与内地不同，一二尺长的将干的马草，以手握之，缩成一团，一放手，便又照原样舒开。因为有这么良好的草饲养，所以蒙古的马都特别雄壮。蒙古人无论男女都是骑马的好手，当草丰马肥的时候，一个个强健的男女在广漠的草原上驰骋如飞，很有一种古骑士的风味。他们因为善骑，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亲友，办理事情，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来都是骑马；跳上马背，一鞭如飞，极是有趣。

蒙古人饮食主要是吃肉，吃的办法很新奇。他们把一块一块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里轻轻地涮一涮，拿出来就往嘴里塞，那些半生不熟的肉上还带着鲜血。有时候手持大段带骨的肉，在开水中涮一涮，带着血吃，反而把面包当咸菜吃。除了吃肉，吃茶也是蒙古人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饭后，便要痛饮一番熬煮的发红发黑的浓茶。一次二三两，连茶叶一并吃掉。据说饭后不喝茶蒙古人一定要生病的；这些茶都是汉口、九江等地运去的茶砖。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

冯玉祥曾经也治理过地方，把这里跟自己曾经治理的陕西一比，冯玉祥觉得蒙古人的生活水平竟然还要高上一筹，不觉有些怅然。但是他看到蒙古人的另一个习俗后，就觉得蒙古人在文明素质上，还是比不上自己曾经呆过的陕西的。有时候在街上朋友相遇，蒙古人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很不雅观。初时颇以为怪，后来冯想到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

不过冯玉祥看到，当地政府已经在努力纠正这种不良风气了，他们通过晋商请来了一批教师，在此地已经成立了十几个小学校，可是蒙古人却很不愿意把孩子送来学习，他们更愿意让孩子早早的帮忙放牧。

在蒙古呆了差不多一个月，冯玉祥把这里转了个遍后，终于政府派人来通知他，赵书礼到了，请他去迎接一下。冯玉祥先是一股子怒气，他凭什么去迎接那个小军阀，可是随即改变了主意了，此时他对此人倒是生出了很多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