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田豫、田畴三人相视苦笑。

“难度应该不会太大。”李玮犹豫了片刻，慢慢说道，“当年，孝武皇帝连年征战，国室亏空，把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全部用尽了。而当时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朝廷财赋严重不足。孝武皇帝为了增加收入，下旨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钱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他又打破了商贾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大商贾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主持改制，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新政，极大地缓解了危机。”

“今日天下的形势和孝武皇帝朝相比，要严重百倍千倍，不改制不行。大汉历经四百年，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相信朝中的大臣和各地商贾富豪还不至于财迷心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和生命比起来，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不足为重。朝廷此次改制，已经竭尽全力兼顾了各方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那就毫不客气，效仿孝武皇帝，以雷霆手段，坚决镇压。”

长公主神情冷峻，望着杀气腾腾的李玮，沉默良久，“难道非要杀鸣？不能好好商量吗？”

“如果殿下同意，臣打算年后在未央宫召集大臣、大儒和一些商贾富豪商讨此事。”李玮说道，“殿下为了庆典，不是请了很多人嘛，臣奏请殿下，改庆典为议政，请天下人为大汉中兴出谋画策，这也是一大盛举啊。”

长公主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这么多大臣、大儒、大商贾富豪到了京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等于朝廷把原来归商贾富豪所得的一部分盐铁之利收到了国库，这严重打击了商贾富豪，有利于朝廷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而且也保护了农夫们的利益，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生存之地。但是，孝武皇帝朝的时候，朝廷为了增加收入，盐铁价格定的很高，甚至高于商贾富豪们所定的价格，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买不起盐的人家很多，买不起铁质农具的农夫们只好用木犁耕地。”长公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盐铁官营有利有弊，用得好，有利社稷稳定，用得不好，会埋下社稷动荡的隐患。说到底，关键还是吏治不能腐败，所以，这一政策本朝有过许多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大臣和各地州郡的大儒、大商贾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大儒和大商贾们要求朝廷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律法，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了许多主张。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休养生息’之策有助于社稷稳定，但朝廷并未采纳他们废除盐铁的建议。始元六年七月，朝廷下诏，撤消了设置在各郡国的榷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政策照旧，仍遵旧制。”

“到了王莽乱政的时候（公元十年），实行五均六管法（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又改回来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孝章皇帝驾崩后（公元八十八年），孝和皇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宪总揽权柄。窦太后临朝不久，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朝廷自此国库亏空。”

“孝和皇帝驾崩后，孝安皇帝（十三岁）继位（公元一o七年），邓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和宦官。当时西疆战乱，内有叛乱，外有西羌入侵，朝廷急需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腐败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