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的疑问是：除了学识，他们会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重新锻造？这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到底接受了什么观念？这些观念能够被视为资产阶级观念吗？

带着这些疑问，赵政策一直在思索。

确实，留学生们的观念有些新颖。

在这第五代的中国留学生们，几乎是人人争当经济人。

一个十四岁的美国中学生被评为优秀企业家，因为他开办了一家商店，经营有术，大赚其钱。舆论界大张旗鼓进行报道。而这种事情，在目前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政策也禁不住感叹中国留学生们的变化。

许多公费生被派出时大多数都是数理化一类的学科，但是到了美国，几乎全部兼学起应用科学，有的干脆改行，专攻商业或者企业管理。

自费生由于可以自由选择专业，所学大部分为贸易，金融，工商管理，市场经济，法律，秘书，工业工程和计算机等，都是适应经济部门的学科。

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学会就是“经济学会”，由此可见，非同一般。

这是为什么？国内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可不是在经济部门，而是在研究部门，教育部门，政府部门，总之，事业单位。

“同中国相比，不，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彻底改变了这种价值观。”赵政策心里暗自感叹，“在现代史上，有福特，洛克菲勒做榜样，另外像哈默，杜邦，还有发明汉堡包的麦克唐纳，家喻户晓，比美国总统还要出名，当然也更加有钱。这种追求观使美国成为一个举国上下，老老少少都追逐利润，争当经济人的国家，高等学府中第一流的学生几乎全部投入企业，或者是企业家，同时又是科学家。正是因为这一点，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面临的是美国，日本这样的竞争对手。倘若我国也能像搞政治运动那样，投入美国搞经济那样的热情，力量和想象力，国家的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怕更加具备说服力。

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怎么能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

一个留学生向赵政策讲了一个笑话，让赵政策回味了半天，五味俱全。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博士生回国前被邀请到美国大学讲学，她想：“该向美国宣传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于是，她开始演讲：“我在美国看到，你们也不是什么都好，比如，大学中许多有过突出贡献的讲师，教授，一旦不出成果了，你们就解聘他。在中国没有这种现象，安全感很强。”

这个时候，讲坛下的一位美国教授举手要求发言，他有些不解：“一位不合格的老师，不解聘他，该怎么办？难道让他继续讲课，误人子弟吗？”

讲坛上的她马上回答：“在中国，也不会让他再教学的。”

“那让他干什么？”美国教授更加迷惑了，求知欲挺强。

“可以……比如说，可以把他放到图书馆嘛。”

讲坛下哄堂大笑。要知道，在美国，图书馆的老师都要求是学识最渊博的人，他们担负指导学生的重任。

而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则是竞争中的胜利者，他研究生毕业后在美国某个研究所供职。一天，室主任请他看一份规划报告然后呈交给所长。他看后认为这个报告不行，照此办理的话，将一败涂地。于是，他向所长谈了这一看法。所长说：“他的不行，你拿份行的出来。”

第二天，他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所长。

第三天，他被提升为室主任，原主任被解聘！

或许有些人说，这并不是绝对的公平，以一份报告来衡量综合素质。但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有力地铸造着中国留学生的新的价值观。

这就是：“起点均等，终点不均等！”

在起点均等的条件下，无论资历，无视权威，无关党政，三教九流，车夫马贩，都允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往前冲刺，让每个人都去试一试。

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这就是美国文化，在这里，没有什么资历深的允许先干，资历浅的不允许干，后干。

大家一起向前，竞争的起跑线对每个人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