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鼎认为，自己既然担任了卧虎岭村的村支书，那就一定要把这个村变强、变富。

现在，王国鼎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变化太快了，而卧虎岭的变化又太慢了。

是啊，这个世界就像装上了哪吒太子的风火轮子，变化实在太快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了，科学技术随之发展了。英国的瓦特在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成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珍妮纺纱机的产品，用机动远洋货轮运载着，伴着洋枪、洋炮，轰开了整个世界。从那以后，全世界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消失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打破了。

特别是近百年，微电子学和光学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带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家们还预测，人们还要进入生物时代、纳米时代、太空时代。

科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产业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经济形式也由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经济，专家们讲，很快就要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而眼下的卧虎岭呢，基本上还处于石器和铁器并存的时代。

从王国鼎被任命为村支书的第一天起，他就没少在卧虎岭转悠，他在看，他在思考，如何才能让这个贫穷而又混乱的村子尽快富起来。看到的现实让王国鼎揪心，这里的生产力水平差不多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村子里除了大件的石磨、石磙外，还有石碾、石臼，家用的物品，磨刀用的磨石不说，捣蒜汁、捣辣椒泥用的也是石头擂臼。

石磙是用来打场的，一到麦天，村上的几盘石磙一个月也闲不下来，第一遍先把子粒碾下来，就得十几天。一场新割下来的小麦，堆得半人高，被太阳烘晒以后，牛把们就套上牲口，拉着石磙，奋勇地冲了上去。碾轧一遍后，体积降下来很多，劳力们把场翻上一遍。再经过太阳暴晒，牛把们再次套上石磙碾压。在这个过程中，石磙后边还要加上一条穿孔的月牙形比较粗糙的石板，称作“捞石”，通过它在麦草上拖过去，对麦穗产生揉搓的作用。

牛把们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青壮年劳力们把麦草擞去，留下麦糠、麦子，顺着风向，拢成一嶙，把粮食扬出来。嶙好后，在有一定强度的风中，有人扬场，有人在下边用扫帚“打劣”，把“麦余子”（没有碾透的麦穗）扫在一边，新鲜的粮食就干净起来。

打麦的第二遍比较简单，主要是用石磙把已经脱过子粒的麦草重新碾轧一遍。这样做，可以把麦草打软，给大牲畜做饲料。同时，也是一次复收，把里边尚存的小麦继续收打起来。这一遍碾后的麦草上垛后，整个麦收才算完结。

正因为如此之慢，麦收天气突出一个“抢”字。村民们把麦收时节称作是“焦麦炸豆”的时候，很多人几乎睡不了几个囫囵觉，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怕就怕天下雨。

眼下的收割，自然也是纯手工。到了麦天，大约是在阳历五月底、六月初的天气，本来天长夜短，人们只要听到“吃杯儿茶”的叫声，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就开始起床了。人人抄着一把在头天晚上已经磨得锋利的镰刀下地割麦了。

这个时候，妇女们割麦的速度比男人们还快。“拱起垄子”来，只听“刷刷”的一片声响。

捆好的小麦捆往打麦场上运，自然用的是牛车。

装车是一桩有技巧的活儿，所有装上去的麦子，麦穗都是朝里边排放，把麦茬朝外边。装满车的麦子，重心必须落在车轴上。装车时，牛把和一个壮劳力把一铺铺的麦子，一杈杈地从地上挑起来，往车上从头至尾排放，上边用一个妇女踩车。三个人协同作战，把车子装得四棱四正，再用一挂长绳煞着，无论走多么坏的土路，也不会翻车。拉到场里后，壮劳力们拿着桑杈，把麦子抖乱，打成铺儿，一杈杈叉起来，堆成大垛。

等小麦全部割下来，垛成垛后，大伙悬着的心才能够放下来。

因为有句老话说，“麦上垛，谷上场，豌豆扛在脊梁上”。除了豌豆这种作物必须及时收打以外，其余的粮食只要垛在场里，等等再打也不迟。

现在虽然是分田到户了，不过像抢收庄稼这样的事，大伙还是聚在一起干，讲究一个效率。

卧虎岭还有两盘大石磨。一个是公家的，一个胡万林家里的。

早些时候，谁家有了一盘石磨，好处很多。邻居来磨面以后，余下的麸皮，可以养猪、喂牛，春荒时，人也可以吃。一头毛驴蒙上眼睛，在磨道里整天转，麸皮却轮不到它享用。捣蛋的毛驴就会在曳磨时，冷不防地把嘴伸向磨盘，馕上一嘴。对这种贪吃的毛驴，就要用一根木棍儿，把它的嘴巴与磨盘间撑开，免得它偷嘴吃。

磨面的屋子叫“磨坊”，石磨的周围叫“磨道”，在磨道里负重奋进的是毛驴。有人形容全能的人说是“会曳磨就会拉碾”，其实不然。比如拉油碾的活儿太重，瘦小的毛驴干不动，往往用马或骡子干。马与驴可以交配，生出来的竟是无性有力的骡子。马、毛驴和骡子，这三种可以用作动力使役的牲口，都是单蹄牲口，它们不同于牛、猪、羊，属于偶蹄动物。它们被人们蒙上眼睛，在磨道或者碾道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行走，蹄子容易磨坏。磨坏了，可以由钉掌的匠人，在它们的蹄子上钉上铁掌。

钉有铁掌的毛驴，转起圈子来，蹄子敲打着路面，会发出“嘚嘚”的响声，和着磨盘呼呼噜噜的声音，女人罗面时“哐嘡哐嘡”的声音，以及女人和毛驴不时打出的喷嚏声，构成了四个声部的交响乐章。

浑身冒汗的毛驴，可能自以为走了十万八千里，其实只在一处打转转儿。长此以往，磨道被毛驴走出了一圈儿沟槽。我们那里的乡亲们，很有丰富的想像力，他们生动地形容喜欢整人的大小队干部，说他们挑人的毛病，就像“在磨道里找驴蹄”一样容易，找你的事儿就有事儿。

石磨就这么天天呼噜呼噜地转，磨面的娘儿们，不停地罗了又罗，把粮食子粒加工成面粉，再变成食品。石磨终有磨钝的时候，锻磨的石匠就有了营生。他们背着锤子和錾子，专门找有石磨的人家蹭活干。

石磨除了磨面，还能磨豆腐。常言道“二十五，磨豆腐”，在农历腊月，一盘水磨几家轮流磨。流下来的浆就用吊单吊出豆汁来，放在锅里煮沸。煮豆汁的时候，豆汁上有一层沫，可以用油渣子和黄豆秆灰掺在一起，熬成“煞沫油”，泼在豆汁上边，豆沫就去掉了。

熬开的豆汁，起在培有热灰的瓦缸里，一边用一个长柄勺子向上提豆汁，一边把按照比例调和的石膏水朝沸头浇上去，再少搅几下。这个过程很有技巧，因为搅的时间不可太短，太短了豆腐太嫩，不容易出浆，太长了，豆腐变老，出不了多少。焖上一会儿，用筷子扎上去直竖竖地不倒了，就可以起出来压成豆腐。

在做豆腐这一段时间内，小孩子们一直在等待，可以有三个机会解馋，先是洗刷烧豆腐汁的锅时，锅上边没有烧糊的豆皮很好吃。再就是喝豆腐脑儿，压豆腐之前，每人盛上一碗，喝个痛快。当把豆腐压上了一定时候，揭开压单，这新鲜豆腐仍然很热，切上几块，用滚刀的方式垛在碗里，加上辣椒糊就成了美味的食品，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淋漓。

上述这些场景王国鼎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小的时候，农村就是这样。也许在画家或诗人的眼里，这真的是一首田园牧歌，很有诗情画意。可在党委副书记兼村支书的王国鼎看来，如此一成不变的农村景象和外地改革开放的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有些伤感。

王国鼎是深知辩证唯物主义的，他明白，在卧虎岭这个地方搞发展，眼下还不能脱离其石器时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