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计划生育，到1983年的时候，已经非常严了。当时的政策就是“一环二扎三罚”。生一胎的要上环，生二胎的要结扎，如果谁敢生下第三胎，那就要重罚了。这还不单单是罚款那么简单，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会被开除党籍、公职。

在那个时代，城里人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国家给予，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双开，意味着一个人就几乎没有生路可言。

相比之下，农民们要好得多。他们不存在被双开的问题，但在经济上同样要被处罚，手里没有现金，那就得用家里的粮食、牲口、树木来抵。当然，还要受到皮肉之苦。被抓到的大肚子女人，要挨上一刀是难免的。

关于计划生育国策出台的背景，王国鼎是了解的。

在度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5个孩子。

从1970年开始，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当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已达10亿。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个大问题。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王国鼎到十八寨乡任党委书记的时候，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了常态化的管理。

老百姓们也都知道了计划生育比害眼厉害。

在机关、学校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当然这类标语还有很多，比如“一环二扎三罚”，“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孩也是传后人”等等。

在白草湾村部的一面围墙上，王国鼎还看到这么一条惊心动魄的标语“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王国鼎就对村支书白向阳说，向阳叔，这一条标语太剌眼了，还是刷了吧。

白向阳说，农村人，不往狠里说，他们听不进去啊！你看，王爱民还是个小学校长，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眼下，他老婆小翠的肚子又大了。

王国鼎说，王爱民是老师，是校长，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应当带头啊！

白向阳说，王爱民说了，老婆不生出一个带把的，他誓不罢兵。

王国鼎说，噢，他家那四个孩子都是丫头。

白向阳说，可不是！

王国鼎想，如果是这样，还真的是难办了。农村人，常说多子多福，如果连一个男孩也没有，不仅自己一家人心不甘，就连那些邻居们也会嘲笑他们。

乡长吕宏伟就问，白支书，那，王爱民的妻子小翠眼下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把她送到乡里去引产哩？

白向阳说，早就跑了，王爱民也跑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就一头猪，一个柜子，还有三棵杨树，我们都收到村部了。但他们俩还是没有回来。他们跑的时候，只带上那个正在吃奶的老四，上面那三个丫头片子都扔到家里了，看来是铁了心。为了能让他们回来，我们把王向上关到了乡里的计生办，可不行，王爱民两口子根本就不露头、不照面。

吕宏伟说，白支书，你关小翠的公公有什么用？要关，你得把小翠她娘家妈关起来才行。很多媳妇都是这样，你把她们的婆婆扣起来不顶用，要把她们的娘家妈关起来才行。

白支书一拍大腿说，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