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教师节在十八寨虽然搞的很隆重，但王国鼎知道，十八寨的教育水平还很低。

比如白草湾小学，教学的都是清一色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

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

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王爱民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

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

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

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

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

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王爱民的女人小翠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

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

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西山县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

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西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

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王爱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虽然很一般，但他也是个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是白草湾的乡村文化人。回到白草湾后，不仅当上了赤脚医生，还当上了民办教师。因此，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