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鼎说，今天这个会议是讨论性的，对一些问题咱们也不做定论。我只是想和大家通报通报情况，通过学习来一次交流和共勉。

王国鼎点上一根烟接着说，这些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商品价格中存在的“剪刀差”和“双轨制”问题。

1979年之前，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

王国鼎说，我举个例子，1975年，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手表，需要卖掉13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据测算，当年全国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5％—30％，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5％—30％，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极大。

同是工业品，价格低的太低，高的太高。如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而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则是暴利，但由于原料、燃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

王国鼎说，根据这样的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对象。

第一步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国家先后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猪牛肉、鲜蛋、蔬菜8类副产品的销售价，提高焦炭、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提高铁路货运和水路客运价格，等等。同时，小心翼翼地分3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和3类农副产品价格，将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定价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或企业，等等。

不论是调还是放，结果绝大多数是涨价，放的时候尤其如此。老百姓总结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每次涨价，总会引发一轮或大或小的抢购，1984年一盒火柴提价1分钱就引发过全国骚动，但都没有1988年来得猛烈而浩大。

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说，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

由市场定价，意味着要放开价格，但怎么放是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步，即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1985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价格一直偏低的工业品生产资料怎么办？提价少了不能解决问题，提价多了又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市场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国务院曾发文，允许工业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当时，全国经济整体发热，再加上传统的物资分配体制中属于“黑户”的乡镇企业已遍布江粤浙等地，工业原料供不应求，提价20％依然很抢手，被倒卖几次后，实际成交价往往翻倍，甚至更多。国务院研究认为，与其被中间商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

王国鼎说，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双轨制起初是为解决原油产量长期不高问题的。1981年，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包干生产1亿吨，定额之外的原油既可出口，也可按国际价在国内销售。计划内原油每吨售价100元，计划外的能翻好几倍，其中大庆油田超产原油每吨644元，其他油田每吨532元。高价油和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作“勘探开发基金”扩大地盘。

1985年1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