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本来是有着强烈地域气息的，只针对香港本土、奖励香港本埠电影工作者的地方性奖项，由于参加评奖的影片一年比一年不足，被迫从刚开始的只接受香港本埠电影，到开始接受港资地大陆电影，到最后完全接纳国内的电影。

而在各个奖项上，香港本土人才的青黄不接和日益匮乏，也给金像奖带来了年复一年的尴尬。影帝一年比一年老，新人的水准根本接不上来，也幸好香港还有这批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不然不知道奖杯发给谁去；影后方面更不用说，一连几年全颁给了地地道道的大陆女演员。

除了参展影片的质量、数量下降之外，更要命的是资金财力上的窘迫。

随着香港电影业的颓败，每年电视转播、海外发行的收入也随着民众的关注度的日渐下降而慢慢紧张起来。

一方面银根告急；可另一方面，自从金像奖搬到红馆之后，费用一年比一年縻费，场面一年比一年奢华。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观众的档次和要求越来越高，金像奖是靠电视转播和广告赚钱的，节目做的不好看、场面不壮观，收视率就要下降，那资金就更紧了。

本来以金像奖的影响力，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旧船还有三千钉，金像奖组委会、董事局如果发一个意向出去，相信还是有无数香港商家愿意赞助这一盛事地。

这方面的提议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许多人多次提出了，但是以文俊为代表的一些资深董事拼死抵制。无论如何不肯将金像奖这个非牟利团体办成一个商业化色彩浓重的活动。他们的坚持显然是非常有道理的，商业化的结果必然是无法确保公正和艺术性。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富豪出资一千万赞助承办本届金像奖，但是私下向组委会提出影后的奖杯必须颁给某某与他关系“特殊”的女演员――那该如何处理？

种种因素之下，这项东南亚著名的、质量极高的电影奖项，终于不可避免的走上了日薄西山的末路。

先是2006年底，当年金像奖的最主要创办单位――《电影双周刊》宣布破产倒闭。可想而知，在这个商业发达的浮躁社会中，一本如此注重艺术性、严肃性的刊物如何能生存下去？

《电影双周刊》的倒闭仿佛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为金像奖的末路唱起了挽歌。随后，当年创办金像奖的十三个电影团体陆续又有三四个单位退出，使本来紧张的资金更加窘迫。

去年、前年两年间，又由于易青整合驱逐香港影业中的黑势力，以及股市影业股动荡等等事件带来的整个香港电影业的末世情绪，使得包括十大影业在内地各家电影公司无心创伤；除了王家伟、杜其峰这类不倒翁型的大导演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作品问世，港产片进一步锐减。

本来金像奖是每年四月，最迟五月就会开始。今年干脆拖到现在快五月底了，连基本的参奖影片还没有全收上来，提名地情况更是迟迟没有向社会公布。在传媒的步步紧逼追问之下，社会上的舆论压力更使得文俊这些人喘不过气来。

眼看着煊赫一时的金像奖竟窘迫到了必须选择“办”与不“不办”、生存或者终结的关头，文俊、吴司远这样的香港老电影人真是心如刀割。

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不依靠外力，金像奖就无法起死回生，必然无以为续。

而这个强有力的“外力”，在当初那个群龙无首、日益萎缩的香港影业群体中是找不到的。无论是黑社会背景的中国星、英皇，还是老牌的佳禾、环亚或者影业世家邵氏，都不足以充当这个力挽狂澜的角色。

可现在不同了，现在香港影业有了华星。现在的华星市值超过百亿。是香港目前唯一一家能制作国际级大型商业巨片的影业集团，今年更是以一部票房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花木兰》横扫异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北美海外，华星人脉广泛，关系强硬，无论是中影还是好莱坞大同盟，华星地招牌都能通行无阻。

这样的影业集团，资金雄厚，神通广大，当然是香港影市“救市主”的不二人选。

所以文俊和吴司远今天一个代表香港电影金像奖董事委员会，一个代表香港电影人协会，先来探探华星头号人物――主席易青的口风，其实说白了也是希望靠吴司远的易青的旧交情铺路搭桥，希望能为濒临停办的金像奖请回一尊活神，注入新鲜血液。

易青听清楚了文俊和吴司远的来意，思虑再三，缓缓的点了点头，道：“为了亚洲影业的新经济秩序，为了华语电影，为了香港电影的繁荣，我们华星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