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考察采风的孙茹和她的剧组同事们传回的消息，已经在北京郊外的一家网瘾学校里找到了可以出演《爸爸再爱我一次中儿子这一人物的少年演员，剧组也于上周末正式在北京开机了。

另一方面，飞往美国的孔儒也已经进入李氏国际研究所，开始筹备《星际黑帮的特效部分；同时，发哥和布莱特彼得的合约也已经签定。

至此，华星本商业年度的十几部投资已经纷纷启动，易青作为公司老板所负有的责任也告一段落，可以安心的和程龙大哥一起好好筹划如何拍好自己这部华语电影历史上投资最为庞大的灾难片了。

虽然这部片子的投资方是华星，导演是易青，但是由于程家班的加入，其实可以说是两种风格不同的商业团体共同在生产一个产品。

对于如何拍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这一方面，无论是程龙大哥还是易青自己，都有一套独到的经验，这就需要一种学习和磨合??当然，主要的决定权还是在导演的手里。

从东北传回来的消息，罗纲的第一摄制组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很快就会把影片地下部分所需要的自然景观部分的素材拍回来了。易青和程龙大哥这边则每天抓紧拍摄内景动作部分，闲暇的时候，易青就不断地跟程龙大哥解释自己这部戏的策划构想。

如何拍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这回事，真是一门独特的学问。有道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说地是一点也不错。即使是在电影尚不发达的中国国内，这也是个任何人都可以说上两句的话题，但是事实是不是真如一般人眼里所看到的那样呢？

……

华星大会议室。

《地狱方舟》剧组是目前唯一一个还留在华星大厦的剧组。今年楼下的景棚和技术部门正在拍一些简单的群众演员和替身的戏。易青则在楼上抓紧时间把剧组主创召集起来。确定创作、工作的大方向，统一思想。

程龙大哥坐在易青的旁边。他从来没见过华星地这种工作方式，他一生拍电影，动手动身体远远多过动脑，至于剧本，主题什么的东西，都是不甚重视，宁可多在特效和动作上下工夫。

所以大哥在早年参加的许多节目访问中常常提到，到好莱坞后很长一段时间拍戏很不习惯，因为不知道那些美国电影人整天在一起开会讨论地那些数据和术语跟电影有些什么关系??但是不得不承认，似乎就是这些东西通过票房带来了大把的美金。

现在华星也摆出这种拍戏阵仗来。令程龙大哥颇感意外，难道这是一家模仿好莱坞运营模式的公司？

其实并非是易青他们刻意去学习好莱坞的工作方式，只不过艺术无国界、商业盈利模式也是个国际通用的东西。对于拍什么样地电影，怎么拍电影能够赚大钱这个问题。中外的内行都是一样的，用地都是那一套理论，所以自然形成了相似的工作方式。

易青在会议一开始，首先用电脑接通了李氏国际的环球卫星信号。李氏国际那边将几个月前受易青委托做出来的市场各项风向指标的数据报告、各类资料源源不断的传送过来。

这些资料在外行人看来只怕是千奇百怪，不知道跟拍电影有何干系。包括有近一两年内。美国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方方面面，以及美国男女青年近年来的各种好恶、有关时尚的一切边角新闻等等。

拿到易青手上地资料已经经过了初步的分析和处理，再经过华星导演组专门的顾问智囊们的进一步分析。做出报告交给易青和下面各部门的主创作为参考。

可以说，易青之前决定的这部电影准备拍摄哪些内容以及体裁形式乃至剧本故事，也是经过无数次对这些资料的揣摩和研究而敲定的。

那是因为，任何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决定其能否票房大卖的第一因素也是最高因素就是??时尚性！

电影是一种即时消费的文化商品，拍摄期一结束，当时就准备上映，周期不超过两个月。所以有些电影当时票房惨淡，几年后才被人提起来。那已经不能算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了，至少不能算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

正是由于这种即时性，所以要拍摄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首先就是要研究，在放映期的那个时段，目标市场的那个社会环境里，将会流行些什么。

这所谓的流行时尚觉不是仅仅是指音乐、服饰、化妆品、体育运动之类表面化的东西，那只是一小部分.这里指的主要是文化心态，人文心理，社会价值的细微变异这些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英雄本色》和《无间道》这两部电影，都是香港历史上当年的票房冠军，公认的好电影，当然也是成功的商业电影。

但是，如果这两部电影的内容丝毫不变，而把《无间道》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去放映，《英雄本色》则放到2000年后去放映??这两部电影的票房恐怕不说仆街惨败，至少也会是成绩平平。

因为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整个香港社会在文化上被逼进墙角的时候，也是香港都市人的心理第一次出现不稳定的时代裂口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旧的香港社会秩序被推翻改造，新地都市心理还没有形成，大家内心都缺乏安全感；旧有的道德体系崩溃。新的道德体系还很模糊，人们迫切的呼唤英雄主义、呼唤道义和安全感。

在这种社会气氛中，小马哥、豪哥这样地人物形象自然就一下子能抓住所有观众的内心，引发强大的社会共鸣感??那种男人和男人之间无论贫富、不计生死也要偏执的固守自己的信念和道义的英雄形象。不但给香港观众内心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而且潜移默化的完成了香港人内心渴望固守却已经渐渐流失了的道义准则。

等到了《无间道》大卖的年份，香港地社会已经同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旧有的道德体系早已经崩溃，人们不再需要英雄和道义，黑与白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香港人开始有了新地困惑。

这种困惑不再来自于外界，不再需要通过仰视英雄的方式来获得心灵拯救，这种困惑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表现为自我角色的内心困惑。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我是谁？我要地是什么？怎样是对，怎样是错？

所以《无间道》说白了，是一个卧底的故事。不是警察和黑社会互相卧底，其实是在演出一场都市人自己卧自己的底地好戏。无论是刘德桦还是梁超伟扮演的人物，他们都是自己的卧底。他们的选择没有善和恶的分际，只有角色的不同。

他们扮演着一个身份，同时又在潜意识里知道自己其实是另一种相反的身份。这恰恰暗合了现代人的这种是非不分，惟利是图的浮躁心态??人人都知道要做好人是对地，但是同时内心又充满了尝试为了利益做坏人的打算；而做到了坏人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希望自己是个好人的挣扎。

《无间道》在区区一百多分钟的电影里，把这种都市人的心态暗喻的淋漓尽致。黑与白之中的挣扎和自我心灵的放逐才是现代人心中真正的永无休止的无间地狱之路。

时势可以造英雄，时势也在造电影??造成功大卖的电影。许多人以为商业电影的成功。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色情、暴力这些所谓的商业元素；也有人信奉明星效应、名导效应，煞有介事的计算所谓的票房号召值；还有相当的一些人认为，卖座电影是靠宣传和包装出来的。

事实上，电影发烧友们津津乐道的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只是末节的末节，要想靠这些东西打天下，那下场只能是赔掉底裤。

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商品制造者，或者说生产一种文化产品的创作者、生产者，不研究市场、不研究目标消费群体的深层内心和潜意识层面的消费需求。把精力放在那些华丽的表面工夫上，这就好比古时候那个“刻舟求剑”的故事里，那个在宝剑落水的地方留下记号，等船靠岸的时候才跳下去打捞的蠢人一样。

就象九十年代末的那些香港的跟风片一样，以为模仿那些成功的影片，把所谓的“商业元素”拼凑起来就能够卖钱了，结果恰恰是票房越来越惨，还透支了观众的消费欲望，活活做坏了市场。那是因为他们对之前那些成功的电影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点没有抓到，拍出来的尽是些失去了时尚性的已经“退流行”的东西，怎么可能形成良性的盈利模式呢？

在电影诞生和形成产业模式的初期，实际上对“时尚性”的把握往往不是主观主动的，而是一种随机性的碰撞??恰好碰上了就捞着了；又或者说，创作者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正好和时代的大潮流是吻合的。

然而任何行业创造财富最终都要从无意识向有意识发展和进步，电影产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到中高的时候，无意识的创作就变成了有意识的迎合社会心理需要的一种创作活动。

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几乎每个都拥有庞大的市场调查、统计、分析的部门，通过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学人才，对海量的社会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然后交给编剧们去操作。

所以有人说，好莱坞是用生产罐头的方式来生产电影??每一道工序，每一环节的处理。都有车间流水线般的生产程序，一丝不苟地操作着。

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效果显著，但是也有僵化、滞后等特点。电影毕竟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体，不能流水机械的生产。所以还需要天才型的预见性人才，在市场分析和时尚指向分析地基础上，做出精彩的人性化的判断与选择。

易青无疑就是这方面的绝顶高手。拿《花木兰》的大获成功来说，这个电影的成功有成功策划的成分，也有侥幸的因素在其中。在易青原先的构想中，在世界格局日益多元化，世界各大势力日益壮大，日益威胁到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形势下传统地美国价值体系正在遭受质疑、美国民众开始缺乏安全感，开始低下头来关注以前根本不被自己关心的民族和国家的大时代背台下，《花木兰》这样一部以纯粹地“中国风”民族特色为卖点；探讨战争与和平。表现弱小战胜强大，侵略必然造就悲剧，以塑造东方女性的神秘美为主要卖点的电影能够大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本来。以民族感、神秘感作为第一卖点这个市场突破口的确定，是在易素掌握和算计之中地事，而他对《花木兰》的票房预计，也只是局限于一亿三千万到一亿五千万美圆这样的水平。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天上掉下个金元宝砸懵了脑袋??在美国社会突然爆发地“女市场竞选门”事件居然会无巧不巧的紧挨着〈花木兰》的放映而爆发了。女性话题、女权话题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快速泛滥式的传播。成为打着女性题材宣传口号的《花木兰》票房的强大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