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朱元璋因恼怒而扭曲的脸，朱允炆心里很明白此时老朱的感受。因为整个事情过程就像一场荒诞的闹剧，不过这样的闹剧就算是放在他所生活过的后世，也不算多见。
嘉定县百姓沈显受到欺压，和邻居周官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正要出发时，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收下十五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把顾匡给放了。
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完美的结局，恶霸痛思己过，百姓良善大度。恩怨情仇，一笔勾销。而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也是功德圆满，为自己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光添上了得意一笔。
可是偏偏有个枷锁紧紧的卡在众人的心里，这副枷锁就是《大诰续编》里的“互相知丁”。皇帝诏令：百姓们要互相知丁。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当时，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最后，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四人当中，沈显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提出也一同去自首。
事情要是按照这样的发展，如果四人能够同时来到京师向皇上自首的话，想必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结局，朱元璋要是得到这种结果，想来不但不会怪罪于四人，反而会觉得自己治下之民明法懂礼，在帝王的个人喜好之下，能获得赏赐也不一定。
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也许是顾、周、曹三人在同往京师自首的路上惺惺相惜，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对事情的始作俑者沈显起了怨恨之意……。这一切谁能猜的到呢？
在淳化镇当沈显赶上他们要一起自首时。顾匡、周官、曹贵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决定把“罪魁祸首”沈显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沈显自知若是被这样送到京师衙门，在本地里长顾匡、长者曹贵和邻居周官共同指正下，将会百口莫辩。但是又逃脱不得，只好暂时虚与委蛇。四个人进了京城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状纸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儿上，沈显趁着三人防备之心大减，借口如厕的机会跑掉了。
但是通政司却受到朱元璋的授意，让他们从速将“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无奈之余，于是出现了客栈的那一幕，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送往通政司。
昨日接到的状纸还未暖热，原本是良民的顾匡，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吴公达在审问时发出惊讶的“咦”声。问周、曹二人：“你们不是解送嘉定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沈显上京吗？为甚此刻却变成了嘉定里长顾匡？”
而朱允炆之所以知情，原因很简单，沈显被人构陷，虽然逃脱，但是思前想后都觉得自己不能幸免于难。就算是万幸中能洗脱被构陷的罪名，却是有私相授受之责在先，也是不能脱罪。
在京师中又不识路途，惊惶之间到了玄武湖畔，面对浩瀚的湖水，觉得万念俱灰，投湖自尽却被皇太孙的座船遇上救起。朱允炆本来还以为可以上演一出好戏，谁知道却是正赶上看到老朱那吃瘪的恼羞成怒。
事情其实一旦说破就十分的简单，朱元璋在得到皇太孙的内情提供后，待到将顾匡、周官、曹贵三人提到后堂，还未施展出什么天子威严，心里承受能力本来就不强的周官，看到事情不妙，皇上居然也知晓此事，于是就来个竹筒倒豆子，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明白。
在朱元璋盘问人犯的时间，朱允炆趁机找杨杰恶补了一下所谓的“互相知丁”。因为这个名词在这个案子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是知丁法的威慑，想来这几个人也不会傻到前来自首的地步，由此可见其的关键。
杨杰解释说，皇上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谨守这四业，所以天下太平康乐。因为朱元璋认为，不在“四业”范围之内的谋生者，没有不违法犯罪的。
“知丁法”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也就是那些游手好闲所谓的“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
“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如此向上一级级地备案，那些“逸夫”就无处遁形了。
知丁法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必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则必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则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些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一旦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就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甚至如果商人们的路引虽未过期，但身边却未带任何货物，里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与“逸夫”同罪！
朱允炆听到后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几乎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种做法，曾经在以往的苏联盛行过一段时间，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华大地上也有过类似的行为，但是距此已经是近七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老朱此举，可谓眼光超前的很，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想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经过穿越回大明两年余的时间熏陶，朱允炆知道这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而对当时的生产力落后，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心里不免感触良多，稍微感叹了一会，马上回内堂看老朱的处理结果，谁知道当听到朱元璋那苍老的声音让他进去时，内堂之中已经没有了犯人和通政司人的踪影。只有老态龙钟的朱元璋和德阳二人一坐一立。
内堂之上一片寂静，看到孙儿的疑惑，朱元璋说：“那几个刁民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朕已经命令将其全部枭首示众！”
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朱允炆对于老朱的做事方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要是这几个人能逃得性命，那才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
默默地走到朱元璋的面前，跪下行个礼，然后说道：“皇祖父请息怒，孙儿觉得，此事是他们咎由自取，万千大明子民还是遵纪守法，听从皇祖父诏令的。”
“不！”朱元璋否定道：“也许是朕错了，可是朕真的想不透，为什么朕给这些刁民天大的权利，他们偏偏要用在旁门左道上呢？”
“如果真的是朕错了，但是朕该怎么做，才能算是对呢？”朱元璋喃喃自语，朱允炆心里恻然，以一介农夫，出身草莽，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错了，关于治国之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饱学之士提出见解，一直到了朱允炆后世中的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一个未知之数，更何况落后了七百年的洪武大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