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初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竟然露出一种不安起来，他不敢对皇上有所隐瞒，因为正一教一直走的是高层路线，在官员和宫廷之中占有一定份量，但是这种基础远远不如信奉佛教之千万百姓来的雄厚，他的底气来自于皇家，所以对于皇家的看法保留着一丝畏惧之心。

朱允炆知道，朱元璋不但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甚至可能是无神论者。他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一直是把宗教看作是可供利用、强化皇权的工具，特别是大明立国之后，朱元璋对宗教的态度乃从利用转为利用中有所整治，并着重于“整治”，要将宗教导入非政治领域，比如说禁绝明教的宗教信仰之行为，明教可是大明立国之初的根本啊。

总之来说，老朱在建立大明前，积极的利用宗教信仰与宗教力量来汇聚其武力、建立正统性，对抗当时的蒙元与其它义军；等到建立大明王朝，则反过来将宗教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将宗教形塑成巩固现王朝、或最少不能对抗现王朝的工具。

这种做法无论是哪个开国皇帝都会使用的手段，他们不敢让宗教保持统一，如果要是佛道二教开始和解，恐怕朱元璋第一个就会站出来将其中一个打压下去，甚至灭掉。因为大明初始是依据宗教信仰而建立的，他害怕宗教的力量，所以对于宗教的态度没有之前的历朝各代皇帝旗帜鲜明。

不过张宇初讲解的道教历史，以及佛道两教之间的争端，使朱允炆打开眼界，在另一个时空的时候，宗教由于科学的进步已经退居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上了，所以他的感受并不深，甚至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以至于来到大明之后，丝毫没有重视宗教的事情，就算是压制佛教。也是一时兴起，出于对佛教占地和影响大明财政的考虑。

从来没有站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本来以为不重要。但是面对着七千万的大明百姓，教育没有跟上的话，还是需要宗教的引导。

在听张宇初讲解的时候，朱允炆想起了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圣战、甚至那摇摇欲坠的日本武士道等等。不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有一件灭绝人性的战争吗？

特别是现在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利用宗教信仰来统治人心，是十分合适的选择。方孝孺言简意赅的指出：“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矣。”清楚的指出：不可过度相信宗教，否则会陷入虚无，如果百姓都如此，则有害为政；但也不能完全不谈，否则会使人民全无所惧。

但是现在大明朝堂上各执一词，解缙上奏时提出：“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他认为大明不必再利用宗教力量。因为“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异，民无患害。”

解缙说的话也有道理，宗教的作用无非是使人心顺服；抑制奸雄产生（尤其是试图运用宗教力量的奸雄）；在天灾人祸产生时藉以安定人心；稳固政权等等。

宗教是一柄双刃剑，可伤人，也可伤自己。朱允炆在另一个时空多出的几百年经验告诉他。要谨慎行事。

不过他从张宇初的讲解中，对两件事情比较感兴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武侠中知道的全真教，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老子化胡经》之说。

经过了解。《老子化胡经》在蒙元时期被忽必烈焚毁殆尽，已经没有流传下来，朱允炆对此有些遗憾，不管是真是假，对于这个自己未知的领域，他还是想多了解一些，好加以利用。

至于全真教，本来以为张宇初是正一教的掌教，不会对其了解太多，谁知道全真教经过蒙元那些蛮夷的摧残，再加上战火的牵连，早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真正的全真教已经渐渐消散，而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的龙门派。它承袭全真教法，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该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为祖师。尊丘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第三代掌教陈通微，号冲夷子，山东东昌人，原为正一派道士，后来转入全真教龙门派，周游各地多年，隐入青城山，于明洪武二十年以戒法传第四代掌教周玄朴，仍居青城山之中。

没有想到正一教的人最后成了全真教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也表示着本土的宗教也开始慢慢的走向合并，可是为什么在另一个时空仍旧是没有能发扬光大呢？朱允炆心里十分不解，但是这个问题就不能再问出来了。

翌日，遣人往青城山寻周玄朴觐见，命张宇初发动门徒，寻找《老子化胡经》的遗迹，甚至是口口相传的痕迹也要注意，这个用意引起了张宇初的极大兴奋，马上领命而去。到底心里有没有把握，可能只有他心里清楚。

建文八年十二月，皇帝昭示，重修武当山玄宫、重修武当山宫观成，赐名为太岳太和山。武当山有72峰，36崖，24涧。紫霄、南崖等峰旧皆有宫，蒙元时兵毁。朱允炆下诏全面新建。

五龙之东十余里，名玄天玉虚宫，紫霄曰太玄紫霄宫，南崖曰大圣南崖宫，五龙曰兴盛五龙宫。又即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真武像于中。选道士二百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下为臣庶所弭灾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上亲制碑文以纪之。

这实际上是建立起了一个兼道教核心区与皇室私家道观为一体的中心。道教之依附于皇室，至此已经无以复加。

这样大规模、极尽豪奢之能事的道观群修建，已经超出了以道教“阴翊王道”的程度，是公开的道教崇拜活动，其社会暗示作用自然不可小觑。

此后，朱允炆借助立训，对太岳太和山宫观的维持，冠冕堂皇地列于国家事务中。这类以国家之实力与权威支持道教的做法，一方面维持了道教的地位，同时也强化了道教对于国家，尤其是皇帝的依附性。

虽然此时还未宣布道教的超然地位，但是善于揣测帝王心思的大臣们，早已经做好了上奏的准备，积极拥护皇帝将道教立为大明国教，因为相对于佛教，道教在儒家的心目中更加亲切了几分。

然而，朱允炆却明白还未到时间，他要先明确道教的根本宗旨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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