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检察官提审一名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调查讯问中，嫌疑人没有提供任何可排除其嫌疑性的证据，他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没有杀死她（被害人），我没有这么做。如果真是我做的，我会承认。不管你们是否相信，凶手绝不是我！”

这番话，听起来不足为信，谁会承认自己杀人呢？而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却注意到这名嫌疑人目光坚定而不散乱游移，面目绯红而不湿热冒汗，语调平和而不含混不清。虽然公安机关呈送的案件材料均表明该犯罪嫌疑人具有最大嫌疑，但检察官始终觉得案件内有隐情，直觉上他总认为这名嫌疑人所说的是真话。

这种直觉在其后的补查中上升为对事实的认定。果然，真正的凶手是被害人的丈夫，他为了获得他妻子生前投保的巨额保险金而策划了这起谋杀，他只是利用了嫌疑人与死者素有结怨这一众人皆知的事实而顺利地嫁祸于嫌疑人。实际上，这起案件是一桩典型的保险诈骗案。

一名男子被警方确定为一起谋杀案的重大嫌疑人，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表面证据均对该男子不利。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调查该案的警员看到这名男子不遗余力地去救助一名受伤的儿童。在那一刻，这名警员立即形成了一种直觉，认为该男子是无辜的。因为他相信一个如此具有爱心的人是决不可能用极为残忍的手法谋害他人的。在他的这个信念支持下，经过更为细致入里地深入调查，终于发现了该男子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从而使他得以排除嫌疑。

一个小偷世家，儿子注意到父亲逐渐变老了，于是要求他父亲教他偷窃的技巧，使他能够在父亲退休后继承家业。父亲同意了，当天晚上他们就一起闯入一户人家，父亲打开一个大木箱，叫他的儿子进去那个木箱里拿一些衣服出来，当儿子一进去里面，父亲就在外面锁住木箱，然后制造出很大的声响，使得该户人家都被吵起来了，接着，父亲就很快地逃之夭夭了。

您先思考一下，被锁在木箱里的男孩如何才能逃出来？你会有什么发现？所有的逻辑分析、推理此时都显得苍白、无能为力。

被锁在木箱里的男孩是如何逃出来的呢？

被锁在木箱里的男孩既生气又害怕，同时思索着如何才能逃出去，然后他闪过一个念头――他发出像猫咪一样的叫声。那户人家叫女仆拿蜡烛来检查这个木箱，当木箱的盖子一被打开，这个男孩马上跳了出来，吹熄了蜡烛，从惊慌的女仆旁边挤出一条路，然后就跑出去了，那些人随后追赶着他。

男孩注意到路旁有一口井，于是扔了一个大石头到井里，然后躲藏在黑暗中。搜寻者聚集在这口井的周围，试图要看清小偷是否已经溺死。当男孩回到家的时候，对父亲感到非常生气，他想要告诉父亲刚才发生的事，但父亲却说：“不用费心告诉我细节，你在这里――就表示你已经学到了这门技术。”

1986年，上海举行过一次法制界文艺汇演，闭幕式异常隆重热烈，它集中了汇演的优秀节目并将举行颁奖仪式。作为新闻现场，当时各种报道、包括对优秀节目的报道都已陆续见报，再选题再报道也不会有太大的“油水”。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偏偏有一位记者在浏览节目单时，发现着名沪剧演员杨飞飞与“上海新岸艺术团”将同台演唱《金桥》，这一表层新觉让记者忽然感到一种兴奋：像杨飞飞这样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演员，能与监狱人合作演出，其中肯定有背景故事，这里一定有“新闻”。

通过打听，结果了解到：杨飞飞的儿子早先也是沪剧演员，后因犯罪入狱加入“新岸艺术团”，而这天正是母子俩难得的一次特殊条件下、特殊身份下的同台演出。于是，看完《金桥》后，记者怀着激动的心情据此一挥而就，《法制汇演出现感人一幕：杨飞飞隔铁窗与儿子同台演出》的新闻报道一举成为独家新闻，并荣获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死党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当晚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荒原上。事件发生后，中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可是，事发不到两周，法新社驻京记者却在国庆前夕在北京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的庆祝宴会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中罗双方领导人举杯互致“祝酒辞”中，竟没有“林彪”的名字。

这一表层新觉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在由此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形成了一系列的意象链：其一，记者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探问林彪身体情况，发言人闪烁其辞而言他；其二，北京街头一处曾经可以看到由林彪作序的《毛主席语录》不见了；其三，北京各大书店“九大”党章（载入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脱销，曾经处处可见的林彪撰写的单行本《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也买不到了。在此基础上，记者作出了判断：最初宴会上听到的“遗漏”绝不是外交疏忽。于是立即发出报道：《红色小册子不见了：中国领导层可能发生重大变故》。

范敬宜80年代在《辽宁日报》当记者时，下乡到兴城县红崖子公社老驸马大队采访，听队长介绍：“过去村里没有一座钟，如今家家买上了。”他和另一记者一家一户看，果真都买了钟。这一现象激活了范敬宜的潜意识。

他想起了往日农村“白天看日影，晚上观三星”的计时观，想起了文革下放农村时遇到的尴尬事。一女社员见他和妻子戴着手表，很不理解：“带这玩意儿不如打双镯子戴戴”，为此，范敬宜还曾感叹到：“农村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没有时间观念的落后生活！”。

而今，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农民买钟的事，范敬宜顿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农民带来的新变化。于是，他迅速写成了《夜半钟声送“穷神”》。这篇以小见大的报道一经刊出即产生了积极反响，成为新闻史上的佳作名篇。

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胡家麒在云南边陲瑞丽市采访改革开放后小城的变化。在采访了很多人和事之后，他却总是不满意，觉得这些事例不能深刻反映小城的变化，表现方式也雷同。于是，胡家麒到街上闲逛散散心。

在买西瓜时，他听到的是河南话；理发摊上听到的却是上海腔；在卖工艺品的小店里见到的又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无意中一个灵感跳了出来：南腔北调，这不正是往日封闭的小城在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写照吗？于是，他用录音机记录下了这丰富多彩的音响，用7种声调组成了现场报道《南腔北调瑞丽边贸街》。这个报道获得当年中国广播奖现场报道一等奖。

《镇江日报》曾有一名记者到镇江市人大常委会采访，在闲聊的过程中，该记者与工作人员谈起该市“城市客厅”大市口广场的建设情况。此时，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走了进来，随口说起了一市民在拍摄广场的建设过程。

这名记者出于直觉，问清了这个拍摄者具体情况和联系方法，并进行跟踪采访。当广场建成的时候，这名记者的报道《“城市客厅”在镜头中成长》，配上拍摄者4个多月来拍摄的140多幅照片，使该报道从众多的报道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