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糟透了。不久前发生的“二百风波”使汪凡的形象大为失色。似乎所有的领导都冷淡他了。那天在厕所碰到市长，市长正在系裤带，双手不空，口里咬着一本《求是》。汪凡很尊重地喊了市长，市长微微点了点头。汪凡明知厕所不是热情寒暄的地方，也分明看见市长嘴巴被《求是》占着，但总以为市长对他不如以前那么满意了。那次大便足足用了三十分钟，若有所失地走出厕所后，仍有便意，很不舒服。

真是祸不单行，工作上偏又出了个差错。向省**打了个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汪凡校对的，报省**误作了打省**。市长拍着桌子，叫道：“今天打省**，明天还要打国务院！真荒唐！”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汪凡真想大哭一场。

偏偏这时，一位大学同学寄了一本散文集来，曰《夏之梦》。这更勾起了他的无限烦恼。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是一块儿玩创作的，人家现在出散文集了，出诗集了，有几个同学的小说也出了多人合集。自己呢？正儿八经地当了几年御用文人，成就在哪里？居然也那么鄙视过这些搞创作的朋友。

简直无法给寄来散文集的同学回信！他提起笔来，脑子里像钻进了许多蚊子，嗡嗡乱叫。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写上几句，又捏作纸团丢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了几年衙门文章，现在连写封稍稍儒雅些的书信都不能了。语言已丧尽了灵气，十分刻板。

一连几天，他有空就翻同学的散文集。这位老兄的散文清丽、空灵、舒展，汪凡看了几天，便满脑子的白云、山泉、翠柳，如丝如缕的温馨。

这本散文集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让他心静如水。兴致好了，便翻出自己前些年创作的诗和散文，有发表过的，有一直沉睡在抽屉里的。缪斯的光环似乎又辉映在他的头顶了。摊在案头的件件作品在他的眼里成了游动的精灵。原来我汪凡天生就应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创作的，干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此念一出，便感到自己虚度了这几年，很懊丧。

以后的日子里，他工作上勉强应付，倾注全部精力写诗。那些古板的机关材料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了狗屁不如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很可笑，好像死心塌地迷恋过的美人儿，最后发现竟是一个丑八怪。这几年自己居然也写这样的文章，居然也为了成为大手笔孜孜不倦，简直辱没了仓颉。那些东西，千篇一律地在什么什么领导下，什么什么支持下，什么什么配合下。一个材料，开篇至少三下，三下五除二，算啥玩意儿？

汪凡潜心创作了一组诗，曰《痛苦的方式》。写得很绝，把自己感动得在郊外转悠了一个星期天。他想，这样的诗作如果不发表，中国没有诗了。

果然发表了，在本市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汪凡为了扬眉吐气，很方法地把自己发表诗作的事在同事们中间张扬了。同事们敬而仰之，他很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