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国事繁重，为节约国孥，不扰百姓，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仪仗削减三成，与告庙一并举行。经查阅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与礼相合，太后谕准！

“读书少挨欺负啊！”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

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大学士撰写祭文，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以致屡屡掉进坑里。

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郊祀制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先秦时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昺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荫子、赏赉——却逐渐变成了主要内容。

因此，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还不如说是借用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是皇帝用以提高个人迷信的国家盛典。且将此置于亲祀的场合，亦正是封建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政治特点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赏都冠以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过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亲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时又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的危机。

琢磨透了这件事情，赵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连一脉相承的传统礼法在实际中都不断的在演变、在异化，又何来亘古不变的家法，不过是他们以此作为阻碍自己革新的借口罢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而此次自己亲祭皆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当然所费也皆出自内藏库，这对于赵昺本就已经空了的钱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又是一个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国家财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钱，那时候再有人参自己随意浪费国孥，就不再是诽谤圣上，那是实打实的要老实听喝了。

当下的赵昺觉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阵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脚下炸响，自己都不知道会崩出个什么东西来，但受伤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这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皇权与相权的争斗将更为激烈，却非随着他的意志为转移。

赵昺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要当下去，就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漩涡，要不断的去战斗，也就应了那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当皇帝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终生摆脱不了的梦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