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季主和司马谈，在做的事情，自然远不止一个编纂新历法。

事实上，刘彻早就答应和应允过他们一些条件。

司马谈，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从而收集天下史料，将中国历史，原原本本的客观的，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记录到今天。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没有国家支持，没有二三十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做成。

历史上太史公以莫大毅力写出《史记》。

但事实上，史记其实没有完本。

而且缺漏蛮多。

很多著名人物和经典故事，都没有录入。

但这不能怪太史公，他是以个人之力，拖着残躯，数十年默默耕耘，才写出来史记。

而对这个事情，刘彻自然很赞同。

记录历史，正本清源，这确实是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司马季主，刘彻答应他的条件是帮助他编纂一部《天官书》和《律书》。

而刘彻自然也鼎力支持司马季主去做这个事情。

天官书，表面上看是一种在记录星辰之神的星相学家的书籍。

但实则不然，在中国，天官在很多时候，不是用在宗教范畴，而是天文范畴，甚至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哲学和人文、地理。

舜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在事实上，有关天的研究，在中国一直就是跟哲学、人文以及地理甚至执政者的执政策略，息息相关。

它甚至深入到了诸子百家思想核心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统一整理和编纂一部官方的《天官书》确实是可以稳固统治，进一步强调刘彻的执政和统治合法性的。

至于《律书》，那就更了不得了。

自古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律，律为万事之根本！

对中国来说，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律是十二阴阳律。

阳六律称律，阴六律称吕，是乐器的声律之学。

这本身就已经很高大上了。

因为中国礼乐不分家，礼乐自古就是统治的王道核心！

仅仅是这个原因，就足以让统治阶级不得不去慎重对待。

更别提，广义上的律，无所不包。

它是天地星辰万物万事运转规律的体现，是法律法令政策的一个投影。

所以当年汉室初立，刘邦在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祭祀兵主蚩尤，第二件事情是论功行赏，第三件事情是命令萧何‘次律令’。

最明显的一个举措，就是废弃秦朝的圣数十二，改用五。

这很关键，表面大汉帝国跟大秦不是一路人。

除此之外，日月五星二十八舍，在传统的学术界看来，是天地所以运转正常的关键，是诞生世界万物的关键。

这就给了刘彻一个钻空子的机会，一个掺杂私货的机会。

所以，刘彻在跟着两位长者聊了一会后，故意借故支开了司马谈和其他人。

只留下他与司马季主，独坐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