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罢，这位官家便要折身回去继续去看，但行到侧院门前，却又蹙眉回顾：“吕本中，你既然暴露了身份，又整日‘夜披秋风而出’，那前面这些最大的地主是谁，有多少田，缴纳多少税赋，乃至于几家店铺，作何经营，却又如何这般精确的……你又是问的谁？”

“臣问的是和尚。”吕本中赶紧解释。“固城湖畔有个鸣泉寺……臣也是只是对寺中和尚透露了身份，并着他们去帮臣调查询问。”

赵玖面色稍缓……这其实是个法子，甚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子，和尚们在搞地方调查上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那也怪不得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外，很多地方吕本中查的都还不错。

然而，赵官家刚要点头回身，却又想起一事，然后正色再问：“那这个明泉寺本身呢？有多少地？可曾参与当地商贸？又有多少和尚？多少僧房？”

吕本中张口欲言，却无言以对。

江南方寸之地，赵官家见状只是仰头长叹一声，却终于还是折身回去了，只留下满院不安。

当然了，他们的不安其实也是多虑了，就好像赵官家不会真的让李纲不得好下场一般，这位官家也不可能真为这事惩罚这些近臣的。

毕竟，赵玖心里非常清楚，在这年头，指望着这些人搞出《寻乌调查》出来那是瞎扯淡，就侧院那些人，包括杨沂中、仁保忠，谁也不可能亲身去跟农民交谈，他们能去寻读书人、和尚、道士问一问，然后做到这份上就已经足够好了。

赵玖自己也有心理准备。

再说了，赵玖也没资格为这个惩罚这些人，不说别的，这一个月他整日在扬州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何曾自己去做过调查？

无外乎是耍起官家威风，将活摊派下去，然后弄个表格，强迫他们填上罢了……古往今来，不好好当上司的不过是这些手段。

甚至再说透点，他赵玖身为一个皇帝，根本没法子白龙鱼服去亲自查探实情，如果信不过这些人，也没谁可以信了。

至于他刚刚起的那股子邪火，本质上还是跟李纲生气所致，而这几份报告，其实并没有那么荒诞……很多东西、很多问题，都能从字缝中体现出来。

何况，身为一个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通大学生，赵玖一开始便大约知道问题的根本所在，所以，与其说是根据报告来寻找问题，倒不如说是在报告中寻找相应的证据：

范宗尹提到的，不仅是福建，而是整个东南都广泛存在的杀婴恶俗；

吕本中提到的，江河湖泊旁的淫祀泛滥，食菜魔教在地方上的死灰复燃；

梅栎提到的，豪商与地主、寺观与地主的普遍一体化；

虞允文提到的，火葬、水葬习俗在乡野普遍存在；

杨沂中提到的，从士大夫到民间普遍性对吕颐浩、赵鼎、张浚几位相关执政强烈不满；

宗颍提到的，有部分乡野百姓抛荒入城；

当然，也免不了所有人共同提到的，收租五百石以上超级大地主，在东南城镇乡野中普遍存在，以及东南老百姓确实负担极重的问题。

一连三日，赵玖就留在州府院中，既不去出席什么宴会，也不去与李纲和解，只是不停的研究报告，并对相关近臣进行召唤、问询、讨论。

而三日之后，赵玖终于将那些表面上的东西给抹去，将问题归根结底式的纳入了东南赋税这个核心问题周边……这是当然的，不光是赵玖早就从历史书上看到过答案，而是说所有的社会问题，终究会切实的归入这个基本问题。

真的是所有的一切，杀婴、淫祀泛滥、食菜魔教的趁虚而入，地主的普遍性存在，水葬火葬的流行，说到最后，就是这个土地与人口与赋税的问题。

故此，三日之后，看完报告的赵官家将这些报告彻底抛下，重新在自己的总结笔记上列举了几个词汇：

一者，租庸制度；

二者，两税法；

三者，不限兼并；

四者，田皮田骨；

五者，丁身钱；

六者，劳役。

其中，租庸制度的意思很简单，租是田租，庸则是指老百姓需要服徭役的时候，可以通过交丝绢，来完成自己的徭役义务。

这是从唐代开始便广泛施行的针对底层百姓的中国基本赋税制度，它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的进步意义却也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庸’，通过交丝绢而避免去服基本的徭役，可以让老百姓安心生产，不必担心会耽搁农忙，生产积极性也极大提高。

所以，租庸制度的问题再多，也抵消不了他的积极性。

接着是两税法，这也是唐代的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个良政。

说到两税法，就需要先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封建时代，任何国家的老百姓在面对政府时，都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那些衙役官差每一次下来与老百姓接触，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是来推行良政的，接触一次也会祸害一次。

上面来征税征粮，不要敲诈勒索的吗？不要杀一只鸡招待的吗？不要看上你家漂亮女儿的吗？地方跟官府有关系的无赖不会趁机想兼并你家那几亩上好菜园子的吗？

而两税法，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赋税进行统一计算，每年只有夏秋两季会各自进行一次征收工作，这就让老百姓大大减少了被官差骚扰的程度，也可以按年来进行生产物资的调配，不必日日月月紧张。

所以，当然是良政。

至于赵玖自己当日用寺观、商户来代替官府搞青苗贷，本质上也有类似的思路……再好的法子，让手握权力的官差与政府去执行，都会迅速沦为恶政，这在封建时代是没有任何意外的……和尚和豪商虽然也会败坏局面，但比封建政府依然是好很多的。

甚至，根据赤心队中的平清盛所言，在日本，数百年前也有类似的制度，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放贷给老百姓……结果呢？结果就是达官贵人趁机强迫老百姓收贷，然后用利息大面积掠夺、兼并。以至于日本特色的授田制度被破坏、庄园经济彻底崛起、武士阶层随即诞生。

那么，如果说租庸制度与两税法是经历过时间考验，必须要坚持的基本良政，剩下四条，可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了。

第三条不必多言……大宋朝是放任兼并的，兼并是合法合规的。

第四条，也就是田皮田骨的问题，是去年朝廷宣布对田产征收额外征税以后，大地主为了逃避这个税赋，进行的恶劣抵制措施。

简单来说，就是地主事实上兼并了周围老百姓的土地，也收了租子，但为了少交税，却用合同的方式将田产名义上留在老百姓那里，这样就把自己本该负担的朝廷赋税转移给了佃农。

第五条，也不必多说，丁身税，就是人口税，不管你家田多田少，你有成年丁口就要缴纳这玩意。

第六，则是另一种变相的人口税……租庸制度下当然可以不要大部分服役，但服役本身是转化为丝绢这种税务的，换言之，劳役依然存在，改成了交税而已。

而劳役又是根据什么来呢？还是丁口。

何况，除了传统劳役外，总有一些必须要人来做的其他门类劳役……比如宋代臭名昭著的衙前里正制度。

衙前是让你看管公物，实际上公物那个不被官吏掏空？所以衙前役就沦为事实上强迫百姓补足官物的抢劫行为。

里正类似……里正是为了收税时方便，指定一户为里正，充当某种类似包税人的工作。

然而，大户来做包税人，是可以趁机劫掠的，普通百姓当这个工作，却反而不敢去真正的权势家收税，何况还有贫民百姓真的交不起税，结果就是担任里正这个役作的老百姓家要掏出自己家产补足税收……也基本上相当于公开劫掠。

总而言之，绕了一圈，免不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但富人越富势力越大，越不会被盘剥，反而是穷人越穷，负担丝毫没有减轻。

譬如说杀婴那事，逻辑很简单，家里就那么多田产、家产，可只要孩子长大就要负担相应的人口税和劳役税（绢帛）……那么结果就是穷人养不起孩子，不敢养孩子，孩子一多就溺死。

人多地少的福建路尤其如此，那地方杀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习俗，胡寅差点被溺死就是这般来的，而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路，虽然少了一些，却也少不了类似的事情。

事情就在这里对上了，杀婴不是什么恶俗，福建人不是天生就是要担上恶名，而是人地矛盾和赋税的问题，火葬、水葬也是如此，是为了省点田地方便耕种，淫祀、食菜魔教还是这般，是基层对官府失去信心，是官府对基层治理失败的结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这个问题……底层农民承担着一切，却无人正眼看他们一下。

这便是大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盛世所在，也是赵玖此行东南之前便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来这里，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只是让近臣们去做调查，自己分析完之后更加深刻而已。

就这样，又过了两日，根本没有踏出太平州府半步的赵官家将那六个词汇也抹去，重新写成了两个简单的词汇：

一曰兼并；

二曰丁负。

这便与跟那些年学过的教科书连到一起了。

而在写完这两个词后不久，赵玖只犹豫了片刻，便将这两个词也一并撕去，然后重新在小本本写下了两个来之前便盘旋于脑海的词：

一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二曰，摊丁入亩。

两个词，两张纸，赵官家重新陷入到了选择疑难之中。

不过，就在这位官家犹豫不决之时，李纲终于请见了——官家渡江后放了东南士大夫的鸽子，却在他州府内一声不吭呆了六七天，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包括两淮、江东、福建的都早已经渐渐云集两浙，他承受不住上下左右的压力。

所以，想请赵官家东行往两浙，去履行他的、相关‘政治座谈会’的承诺。

对此，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赵玖也情知拖不得了，却是一声感叹后，将两张纸一并收入，然后启程向东，却又下旨让李纲随行。

十月初二，御驾抵达金陵，汇集刘錡部兵马。

十月初八，御驾抵达苏州，苏州倾城而迎，赵官家旋即在此处正式下旨，将于本月底在杭州周边召东南士大夫论政，而且，除有品秩有待遇的在位、退休官吏，学生士人外，无论僧俗，无论商工百姓，无论两淮、两浙、两江、福建所属，但有言欲进者，不计文书口诉，皆可登御前一言……明旨传出，东南终于重新沸腾，各处士民奔走而告，纷纷往苏杭一带汇集，等到赵官家仪仗出苏州时，随行骑驴乘车的东南士人，就已经不下数百人。

十月十五，因为雨水不期而至，御驾稍晚抵达杭州，随即赵官家与吕颐浩吕相公相会密谈，接下来几日，汇集而来的士人已经充盈杭州城内外，不下千余。

十月十九，最后的旨意正式传出，赵官家、吕相公，联内制范吕二学士，将于十月廿五日开始，于西湖畔召开相应座谈会，一连五日，天子、宰执、内制将会现场办公，若有议成，即刻当场发诏，以成政令。

一时间，东南三度沸腾。

十月廿二，随着许景衡许相公的抵达，赵官家终于想起一事，却是带着吕、李、许三位相公一起去洞霄宫探望了太上渊圣皇帝……兄弟二人相见，据说是兄友弟恭，场面极度温馨，甚至两位皇帝、三位相公还一起在洞霄宫吃了一顿东坡肉。

以至于往后三日，杭州城内，东坡肉的价格，直接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