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刊天下文章,教导百姓学问,是吾辈读书人的最大荣光,有教无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自己的文章能印成书,让天下人看到,是每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这就成为了报刊文章的最大来源,什么稿费之类没有这样的概念,能不能把自己的文章选中刊印出来,哪怕是倒贴也心甘情愿。
郓城宋金河书院已经开学,第一期学生不收费,也免束脩之礼,来自附近的都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招收了一些家境不好的老童生及生员作为蒙学的教员,加上从平安镇《大明科技学堂》毕业的七位教职,组成了东北方规模最大的蒙学堂,所谓蒙学就是识字班,学院内只有一个高级班就是童生班,招收的是以往通过县考的童子试,这些童生年龄参差不齐,从十几岁到六十岁的都有,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十几次的府试而不得,听说去宋金河书院进学,不管往后能不能考中府试,三年后毕业,书院会安排商贸城中的职位。对于这些老童生来说,就当是过了府试,还有院试这一关才能成为廪膳生,而廪膳生不是考上就得,最多成为增广生。
明代到了成化年后,秀才功名由地方官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又称廪膳生。明初生员有定额,皆食廪。其后名额增多,因谓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省称”廪生”,增多者谓之”增广生员”,省称”增生”。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省称”附生”。后凡初入学者皆谓之附生,其岁﹑科两试等第高者可补为增生﹑廪生。廪生中食廪年深者可充岁贡。
对于这些童生来说,还是现实一点,入学三年弄个包分配,解决吃饭问题是不是当务之急。有些人因连年考试,还带着一大家子,座吃山空,生活不堪多年了,如果再去考生员的话,考上了又能如何,还是要忍饥挨饿,不如先寻条出路最说。吸引这些童生前来“宋金河书院”就读的不止这些,还有学院内出版的学刊,每一期挑选一篇由这些童生书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由学院内教职出题,题目当然不是“四书五经”上面的,也不是史书上面,而是一些关于民生的题目,比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安居乐业的理解”,“大明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份月刊每刊出八页,除了宣传商贸城外,还有商贸城中各种商品的价目,招工启示,有时政、商情、衙门公告、学院教育内容、读者来稿、地理知识,最后是广告等。
知县关兴茂为月刊的名誉教授,顾麟为总编,学院内教职都为小编。
从洪熙起,城北重华书院开办以来,已经历了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半个世纪,成为了山东有名望的书院,来自圣人之地曲阜的许多老儒担任教职,从重华书院考取的生员已经有九位,其中一人中举,书院主要生源是附近的鄄城、郓城、巨野、梁山、荷泽等地。能进学的都是大户人家又或是大地主员外之类人家孩子,只要交上一笔束脩,经过入院考试就能上学。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重华书院”迁入荷泽后,是菏泽历史上规模最大、存世最久的著名书院之一,在山东乃至全国的书院发展史上享有盛誉,为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目前的这个书院就是荷泽重华书院的前身,坐落在鄄城跟郓城之间,占地十一亩,要说规模也是相当大了。自从郓城宋金河书院开学后,二家书院的竞争也就凸显出来,宋金河书院印制院刊的方式,对重华书院的冲击非常大,在古代书籍太精贵了,而这种又像报纸又像杂志的书籍,在章子俊看来就是一份消费类的读物,读后即扔,可是在古人眼中,凡是成书成册的书籍都是奢侈品,只有大户人家中才会有书,书籍也代表阶层,就因为书籍稀缺,读书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穷人家的孩子是读不起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书籍太贵了。那么,古代一本书需要多少钱呢?古人出于对圣人学问的敬仰,敬惜纸字,见到纸张都必须捡起来,何况是书籍。自汉以来,尽管造纸术普及,仍然不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起的。另外,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出版书籍主要靠雕版印刷,雕版印刷需要提前雕版,工程浩大,一字出错就需要全部重来。这样一来,人工费自然也是不低了。
《书林清话》记载,南宋淳熙三年,苏州公使库印刷《大易粹言》二十册,耗纸300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钱等5贯,赁版钱2贯,成本共计约33贯,标定售价贯整。宋时一贯钱折合约300人民币,也就是说,一部《大易粹言》成本价需要990元,而售价足足2400元!这个价确实不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一个读书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是启蒙类读物,四书五经是必修课,历代先贤之著作也是必读的,可以想象,要供一个读书人,非穷尽全族之力不可。
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乃假借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许多穷苦子弟就是靠借书抄书求学,所以手抄本的“四书五经”在民间大行其道,一个家族中的藏书,往往很大一部份就是手抄本。
而章子俊早在平安镇开办的大明科技学堂时,首先解决造纸的问题,有了价廉的纸办学才会减少成本。古人造纸费工费时,把一些麻丝、木屑、竹丝浸泡后,用石磨碾磨粉碎成浆状,接着就是舂臼了,就是把碾磨粉碎后原料放入石臼,以石碓叩打直至形同泥面。将被打烂之竹料等倒入水槽内,并以竹帘在水中荡料,竹料成为薄层附于竹帘上面,其余之水则由竹帘之四边流下槽内,再用细丝竹帘让浆状摊铺晾干成纸,每一张纸确实金贵繁复。
而章子俊的做法就是制作粉碎机,粗碎、精碎把树叶灌木竹木一类用机器反复粉碎成末后,再用石灰水浸泡,成浆状后,再用细竹帘上浆晾干,过程中也不用反复清洗漂白,只要纸张能用就行,这种带有浅灰黄色的纸张,印制报纸、杂志类的书籍,加上不用刻板,采用铅锡活字,成本就会很低。
有了纸张后就要有印制作坊,这种印书作坊首先要建个小窑炉,用来融化铅锡,铅锡的融点很低,只要能达到三百多度即可,接下去就是制作出铅锡字出来,再让工匠修正字形,排版印制即可。这种印制作坊可以同时印制相同的多块活版,所以说印制速度也大大提高了不少,而且成本更加减轻。像八页这种期刊,印制的数量越多,成本越轻不到五文。当然对穷人来是说五文可以换五个烧饼,价格也是不低,一般的穷人不识字,花五文钱买来也无用,可是对读书人来说实在是太便宜了。还不及一张普通的宣纸价。
在明朝刻板印书分为三大类,一类由朝廷官府出版的书籍,称为官刻,往往是翰林院修书,“国子监”刊印,国子监既是大明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最高学府,但同时,国子监也是大明朝书籍出版的主管部门。分管着全国地方官府刊印的书籍,除了国子监有专职的印坊之外,还有内府刻书,监本和藩刻本。内府刻本指宫廷刻书。主持其事的是宦官衙门司礼监,其下设有经厂,专司刻书。所刻书大多是政令典制和经史读物。监本分南监本和北监本,因南京和北京皆设国子监,都曾刻印书籍,南监刻书尤多。明代的出版机构,虽由司礼监经营,但朝廷官府各部院,如礼部、工部、兵部和都察院都刻书。钦天监、太医院也刻印本专业的书籍。形成图书“版出多门,各司其责”的局面。
所以说在明朝要出书很容易的,只要有银子。第二类是地方刻书,各省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也间或刊印书籍。在地方出版机构中,明代的特点是各地藩府刻书较多,称做“藩府刻本”。
第三类为私人刻书及各地商业刻书,也是大明刻书最多的来源,风气甚盛,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除了刊印古籍之外,往往翻刻宋元版,所以刻本十分精致。私人出版家中尤以常熟毛晋汲古阁最为著名。他善于刻书,精于校勘,奋斗40年,刻书600余种。所刻书籍运销全国各地,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明代书坊刻书进一步发展,分布地区较前广泛,数量也更多。福建建宁是书坊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下游的南京、苏州等地也有许多书坊。
除了这些外,还有一些极小的民间家庭作坊式刻书,专门刻印一些佛经、烧附、民间故事小话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