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法，有一个“蛋壳脑袋”理论——如果由于受害人“脑壳易碎”或者其他特殊体质，加重了受害人的伤害，那么侵权人仍然需要为受害人的所有伤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冥冥中自有天意，严肃亲手调解过类似的案件。

在接收这个案件之后，严肃查阅过相关的理论，并登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

输入“蛋壳脑袋”，有26个相关案例。令严肃感到诧异但同时有有些欣慰的是，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采纳了“蛋壳脑袋”理论。这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大陆法系”国家，能够实现这种法律理论的“移植”，说明我们的法官确实能够与时俱进。

这些精彩的判决几乎都提到：“过错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心理状态，”“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是一种客观状态”，“一个脆弱的人不能因为自己的脆弱，而在法律上承担比正常人更多的责任。”

不但如此，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第24号指导案例中，明确地指出：

“本案中，虽然原告荣宝英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荣宝英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

用白话讲，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又不是他的错，被告不能以此为由请求不承担或者只承担部分责任。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侵权人明知他有旧伤还这么做，那么就不必援用“蛋壳脑袋”原则了，直接判决侵权人责任成立且承担“全部”责任。

严肃感觉到要给县衙的人上一门“蛋壳脑袋”的侵权法理论课，难度和效果可想知。但是，除非证明王知道杨身体有旧伤（因而存在“故意”），否则这个理论他非得掰扯清楚不可。

严肃想分两步走：

第一步，寻找证人，证明王是知道杨的旧伤的。

第二步，在诉状中详细阐述“蛋壳脑袋”理论，以争取县衙的支持。

就第二步而言，严肃这里总结归纳出目前学界尚没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援引者请援引本理论作者李志贵的姓名）：

就蛋壳脑袋而言，存在三种情形:

第一种，武汉电梯劝烟案。在这里，“侵权人”的行为是公益性质的，不存在明知故意，所以法律应当不认为侵权行为存在，因此也不存在侵权责任。

第二种，出于过失的侵权行为。

过失和故意相比，前者不追求侵害或者犯罪后果的发生。换句话说，发生侵害行为或者侵害加重情形，是违背侵权人的意志的。

对于这种应当预见到（比如这个人行为蹒跚，侵权人应当料到身体在哪里存在残疾或者伤病）但是没有预见到“特殊体质”的情况（比如这个人行为蹒跚，侵权人应当料到身体在哪里存在残疾或者伤病）或者自信能够避免侵害后果加重的情况（比如，能料到来家里过万圣节的小朋友对花生米会过敏，仍然提供花生米），应当认定侵权成立，但是应当适当减轻他的责任。

第三种，就是故意加害行为了。

这样一来，我们把看问题的角度从“特殊体质”本身改成侵权人对“特殊体质”存在的过错程度了。

“中国裁判文书网”没有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情形。

换句话说，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但是受害人是老年人，有很多家中伤情的基础疾病，比如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等，侵权人仍然应当承担受害人的一切损害后果或者部分承担其损害后果。这视乎法官而定。“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也显示了这种分歧。

“蛋壳脑袋”理论很先进，但是也需要一些微调。

严肃的看法是，假如是故意伤害行为，那就是说什么都没用，就没有如上文所说“部分减轻”赔偿责任一说了。

所以，到最后，关键的问题是证明王存在故意伤害行为。

注意这里的“故意伤害”和上文提到的“明知有旧伤而仍然故意伤害”截然不同。

怎么说呢？这么解释吧——这里说的“故意伤害”就是行为人完全与交通肇事、失火、因为过失导致动物伤人等等过失行为相反，其目的是存在造成“任何伤害”；王纠集地痞故意找上王的家门打伤他，就是“故意”，不考虑是不是存在“特殊体质”；而后者则不然。

换句话说，只要是故意找茬，故意伤人，就都是我们这里讲的“故意”。只要是“故意”，那么侵权人的“道德谴责性”和“恶意程度”就要高于过失，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应就不仅仅是烧埋银了，还应当包括误工费、医疗费等等实际费用，甚至包括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责任（“赎铜入杀伤之家”——赔偿受害人家属）。

这个理论虽好，但是龟县令并非是法律专业人士，而他手下的那帮胥吏和师爷，却是一帮难缠的对手。

严肃寻找证人的事情有了一线亮光。

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在家里听到王家宴请地痞的王寡妇，由于是妇人，害怕打击报复，不敢出面指证，就告诉严肃他的“老相好”、邻村的赵有财知道这件事。

问题是，赵有财虽然和王家也结有素怨，但都是一些农村家长里短的小矛盾，他不愿意缠上邻村的官司。

严肃为了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命啊！就这么没了！你要是不作证，你良心里过得去吗？”

严肃也不愿意这样道德绑架他人。但是，这就是赤裸裸的事实。

赵有财吞吞吐吐，好不容易说出他到邻村是去见王寡妇，这种私情他不愿意传得沸沸扬扬。

严肃本可以说“那你可以说你上邻村是为了打工啊、办事啊”，但是，这属于“诱导证人”，他狠狠地压制住内心里想说的这句话，就此作罢。

“还有，王家是知道我经常上王寡妇家的，我和他在王寡妇家门口碰到过。他在衙门审案子的时候要是问我说我上村里干啥，那我还能说啥？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丢人现眼吗？”

严肃心凉了半截，不知道案件应该怎么继续。

第四节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一边被拥戴，一边被冷落

杨得财的官司，像烧开了、没有盖的水壶，严肃不知道如何下手。这和现代打官司法官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依职权调查取证不同，严肃必须自己花力气为当事人找正面证据和反面证据。

就在严肃的诉状呈上去不久，龟县令特意吩咐以后严肃的诉状都必须经他亲自过问，但是这仍然挡不住手底下一些师爷和书吏企图架空龟县令的意图。以前姚县令在的时候，这些官司都过了他们的手，现在推翻不仅是打脸，而且他们拿了被告的好处，也给人一种靠不住、拿钱不办事的印象。官司的是非黑白不重要，而忠于利益是他们永恒的处世法则。

所以，没有压倒性的证据或者新出现的明显证据，龟县令也没有理由轻易翻案。但是，诉状中的理由和申辩，他扎扎实实地看懂了。龟县令为严肃的文采和学识而拍案赞叹。

严肃的诉状被师爷批注之后被退回到他手里。收到之后，严肃看了一眼，结果不出他所料。

师爷的批注充满了感情色彩，严肃在看的时候想象这个师爷被激怒之后颜情无状、扭曲的脸：

“案情已审结，今又申诉复核。若有难言之隐，可提请复核。但案情不变，并无新发现证据，若本衙门有千万人无法署理也。纯粹恶意诉讼，谋取营营小利。照原告说，被告须为其不知晓的伤处造成的致死承当责任，一旦允许原告诉求，岂不知普天下人有几多无辜获罪，有几多无辜判赔？另原告方不能确证被告事先知晓被告伤处而袭击之，本案无须多论，驳回申请，再诉不理！”

严肃深知这种他和师爷的“隔空喊话”背后并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他受龟县令之恩惠和照拂，另一方面他也得很长一段时间接受那一帮师爷的鄙视和倾轧。

命运是无法自行选择的。严肃又一次感到无法排遣的愤怒和压抑。

他看过的一本俄罗斯里面，作者借着主人公的口，以诗歌的形式对“命运”进行了一种隐匿的赞美：

“哈姆雷特

喧腾一落，我出了台。

倚门而待，

我倾听遥远的回声：

是什么发生在我这一代。

暗夜从四面向我压下，

像千百望远镜聚来。

上帝啊，但能放过，

莫让我尝这苦艾。

我喜欢你执拗的构想，

我也愿扮演这个角色。

可如今演的另一出悲剧，

但求此番能别用我。

可场次全已排好，

解决也无可逃脱。

我孤单，一切在伪善中沉沦，

人生啊，真非同小可。”

这恰恰能与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暗通款曲。

外界的添油加醋的传言，让严肃似乎成了一个能飞天遁地有治世奇才的旷世大侠。连江东对面的瑷珲城的一些人，也找到了他，让他为他们的官司出谋划策。严肃也并非不领情，知道这背后是县衙那些和他“结盟”的人在给他加任务，加“绩效”，托举他，让他有朝一日能主政瑷珲县的司法大任。

这其中有一个官司，是一个为了孩子的求学而上演“孟母三迁”的母亲提出的。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邻居，抱怨街道拐角处一处不店铺是一家隐秘的“风月场所”。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这败坏社会风气的场所，不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难言之痛，也降低了沿街的店铺租金。

如果按照严肃所学，不道德、败坏社会风气的场所，对公众的危害，是可以提出侵权诉讼的。这种“风月场所”是一种公害（用英语就是Public

uisa

ce），这和附近的机场飞机起降造成养鸡场的鸡群惊吓是类似的。造成的损害，比如租金不动产租金和房价的降价、养鸡场的损失和噪音造成的听力损失等等，都是可以索赔的。

但是严肃不是他们口中传扬的“魔术师”。他无法把这种侵权法的先进理念，完好无损地带到一个尚未经受在法治文明方面的“欧风美雨”之洗礼的旧中国。

就在严肃在江东的一个小屯子体验“诉师人生”的时候，在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哥萨克军队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少尉谢廖沙正在服役。

谢廖沙出生于一个铁路扳工的家庭，母亲是纺织工。家里的兄弟姐妹，也大多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铁路修理工、钟表工、理发师。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他也和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同——他似乎是从还提时代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秩序和人生的意义的思考，小小的心灵从一开始就对宗教和神学有着一种不可扑灭的兴趣的烈火。

高中毕业之后，他上了神学院。虽然父母一直在抵制，斥责他的想法是“十二分幼稚”的、“你怎么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他还是坚持了最初的两年学业。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尤其是他觉得在书本上的神学已经无法满足他内省中熊熊升起的、对世界秩序的思考的火焰，尤其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罗斯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从神学院离开，应征入伍，并且很快因为他的学历和学识当上了东西伯利亚省军队的军官。

一个本来做神甫的年轻人，就这样，踏上了他在遥远的东西伯利亚的不可知的不归之路。

他天生地同情劳动人民，天生的是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张为了解决俄罗斯的根本问题，恢复农奴的自由，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拥护者。在看到托尔斯泰主义被各种走马灯在俄罗斯上演的各种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于MKS主义令人绝望地边缘化之后，他又开始“喜欢”上了各种MKS主义的报刊读物。

这是一个冬夜，在“谢肉节”这个多神崇拜和基督教节日的“杂交”节日的夜晚，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军队礼堂里面，正在进行一场军官的联欢。

漫天的大雪争先恐后的飘洒下来，它们下落的姿势千姿百态，但是在大雪下的很急的时候，它们之间似乎又达成了一种默契，以一种互相之间平行的姿态，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从天降落。地上早已像铺了一层白灰。礼堂的外面站岗放哨的哥萨克士兵的帽子上已经湿润，这是因为停留在帽子上的雪，过了一会因为人体的热度就融化成了水。他们的眼睫毛上也铺上了一层雪。

礼堂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谢廖沙的身边，已经有一群酒醉的军官东倒西歪，互相在聊着一些沙皇对东北的入侵和移民，相互交换着对远东地区中国人民“愚昧”、“软弱”和“猥琐”的调侃，以及对西伯利亚女人的姿色的各种揶揄。在谢廖沙旁边，站着一个他的同事，安德烈，是一个忠于沙皇的年轻军官，手里也捧着酒杯，和谢廖沙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但是，如果无产者胜利了，无产者的领头人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变成资产阶级？亲爱的谢廖沙，他们成功了，胜利了，他们就不再是无产者了。他们可以利用天下一切的资源，肯定会有一般人无法享受的待遇。无产者不是按照他们的出身判断，而是按照他们享有的待遇高低和财产多少来判断。再者说了，无产者胜利了，难道他们最先照顾和优待的不是他们的新朋旧友、家人和亲属吗？”

谢廖沙无法掩饰安德烈对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轻蔑的反感。他反驳道：

“无产者永远是无产者，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靠着剥削人、寄生在劳动人民身上而谋生的资产阶级没有的高贵品质——就是追求公平、对他人有伟大的爱心。”

安德烈看着眼前这个刚刚从神学院出来没有多久，对社会的残酷无法切身体会的年轻同事。

“但是你所说的这种“高贵品质”，难道不是“福音书”里面讲的吗？人要爱他的邻舍，要爱他的仇敌。要公平，不要以外面看人。其实这也是人类社会从最初一直到现在宣传的、都应该遵循的道理吧？”

谢廖沙说道：

“亲爱的安德烈，拜托你也看一看MKS的书籍吧？哪怕是一些小册子呢？我们的公平和爱，不是一般的公平和爱。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就是解决劳动人民作为一个集体被不公平对待的问题。”

安德烈继续嗤笑着谢廖沙：

“你们要靠着暴力颠倒一切，打到一切，这是人自己解决问题。这和我们的救主基督不一样，他是神变成人来拯救我们，是靠着爱解决仇恨的问题，你们是人扮演者神的角色，要靠暴力和仇恨解决问题。”

“你不要笑话我。虽然我们是通过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难道不也符合基督的旨意吗？”

他继续说道：

“革命很快就要来了。无产者将爆发出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将一切拦阻无产者争取解放的努力的枷锁都通通打碎。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崇高的，是以前的一切的人类社会所从没有过的。并且，不但要解放无产者们自己，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包括像你和我这样的人。”

谢廖沙内心的理想主义思想，这时仿佛像敞开了一个口子的水阀，向着他的同伴倾泻。这他还不满足，他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同事，更多的人，希望他们能理解并同情这个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亲爱的谢廖沙，你现在的身份是一名沙皇的军官。如果你遇到了革命的MKS主义者，你会向他们开枪吗？”

谢廖沙没有立即答复。在他的心中，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他大概率是假装他的枪法不好，避开目标射击。

人群中突然扑过来一个酒醉的军官，由于醉酒，他的大大的弯曲的酒糟鼻变得通红，嘴上的两撇胡子上挂着他的一些口水。他大大咧咧地朝他们两个开腔：

“我就说你们两个很可疑，你们在哪里聊什么呢？难道不知道最近我们要到中国黑龙江那里驻扎吗？”

谢廖沙用手挥了挥突然扑过来的酒气：

“哎，我说，格里高利，这个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格里高利又喷着口水嚷道：

“黑龙江那些中国人，还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哥萨克万岁，我们早晚要把那些愚蠢的中国人赶出去。那些中国总督啊，省长啊，都是万恶的敌基督！”

谢廖沙这时感到对他的话不能不予以谴责，不但是因为自己以前是“神甫”的这个角色，也是因为，无论在什么人类的理念和哲学上，格里高利说的，应该是永远受到批判和诘责的。他漂亮的脸上瞬间显出父母教训孩子的那种凝重颜色：

“我说，格里高利，我看今天你喝得有点高。哎！典型的格里高利！哦，对了，还有你们一帮同伙！”

谢廖沙把“同伙”一词说的很重，以便让他的谴责更为有力。

“不错，在远古时代，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人民，是常态化的，是被人看为正常的。但是，基督来了，就不是这样。对，是的，一切都改变了。决定性的一切，不是一个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如果你信了基督，你就是一个民族的人了。”

“如果以民族来划分哪些人该生存哪些人不该生存，这是一种愚蛮的方法。格里高利中尉。打个比方说吧，就说你是忠于沙皇的一派，别人是忠于革命的一派，这两派人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区分哪些人是哪些人呢？”

谢廖沙还觉得批判的不够重，又大声地质疑道：

“在俄罗斯流传的福音书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有很多篡改。你说的不符合福音书的精神。没有“信基督的得永生，不信基督的下地狱”这一说。格里高利中尉，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教会的谬误才离开神学院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谢廖沙盯着格里高利的眼睛，坚定地说：

“行善的人得永生，作恶的人不能得到永生。”

格里高利的脸好像突然僵住了一样，没有话来回答谢廖沙的疑问，似乎他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眼前的年轻人的智慧水平和思想深度。他显然没有料到谢廖沙会有这样的、他从没有听过的真知卓学。他拿着酒杯的右手停了一下，左手在控制抓来抓去，似乎要抓住什么话来回答谢廖沙的话，却无法否认谢廖沙的观点。

“好吧，好吧。但是，现实往往并不如此。”

他嗫嚅到，不放弃最后的负隅顽抗。

这时候的严肃，还不知道这个将要和他的人生发生某种意义上的交集的俄罗斯年轻军官。他们各有各的人生曲线。

严肃接到了瑷珲城一起凶杀案的官司。他起早要赶到这家苦主进行调查取证。

东北的初春，天气干冷，天空瓦蓝瓦蓝，像一面镜子一样干净没有波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纯粹的蓝色好像把天空拉长了，又是那么的寂静幽远。道路两旁都是被收割过的玉米杆杆桩，零零星星地夹杂着一些枯草。一些不高的树木，从远处看就像是灌木丛，稀稀疏疏地散落在村庄的近处。道路中间结冰了，像是一片绿色的翡翠，但是让人不悦的是走在上面的体验——冰盖散发的凉气从脚底渗透在体内，使人极为不舒适，并且不论是行人还是车马，走在上面都打滑。

严肃来到苦主赵铁柱家里。

第五节书到用时方恨少——严肃第一个刑事案

严肃对东北的季节变换的反应仍然有些迟钝。我们是不是都一样，父母在身边的时候，还知道增减衣服，而现在他远离家乡，他觉得季节的更替更没有规律了。

苦主赵铁柱虽然在瑷珲城外的郊区，但是离姚家窝棚并不远。严肃下了马车，和来央请他帮忙的、赵家同村的村民一起，踏上去他家的土路。冰溜溜的地面，给他仔细上了一堂身体平衡课。

他们来到他凭着第一印象就觉得是村里最穷的村民的房子门口。别的人家门口贴的春联似乎还墨汁未干，大红的底色仍然焕发光彩，至少给人一种虚幻的家庭兴旺的期望。这家连春联的痕迹都没有。村民指着这家，说的：“就是这家了。”似乎在严肃的面前，他的脸上都掩藏不住对这家破败的羞愧。

赵铁柱很破例地把吃饭都不离手的眼袋锅子放在桌上，弯着佝偻的腰从昏暗的堂屋中走出来迎接他们，一边冲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老婆子，来且（客人）了！先生到了！”

赵铁柱用双手抱住了严肃的一只手，不出声的晃动者，半天蹦出两句话：“先生辛苦了！这路上还顺利不？”

严肃对这突然的热情礼节感到很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老乡心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值得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兄弟父母一样以这样的“大礼”相迎。

赵铁柱的妻子穿着围裙颤巍巍地从厨房走出来，和严肃打招呼。

严肃瞥见在昏暗的堂屋左侧黑洞洞的厨房。灶台被烟熏得发黑，灶台上看起来是用丝瓜做的抹布，似乎也和主人的脸上一样，散着黑并且油腻腻。虽然大门没有贴春联，但是灶台中间放置火镰的位置上方倒是贴了一副“小心火烛”，但是上方的一角已经折了，耷拉着。严肃看出他们没有烟火气也没有人气的厨房，很容易判断出被害人的一家已经被剥夺了活着的趣味和底气。灶台的角落只是孤零零地摆放着由棉袋装着的盐，连酱油和醋都没有。

赵铁柱的妻子手里端出早已准备好的一碗荷包蛋，虔诚地放到桌上，招呼严肃吃点点心。

看着他们因为失子之痛而哭干瘪的眼睛和愁苦的面容，严肃于心不忍。就这一点鸡蛋，恐怕也是好不容易省下来的。

严肃想起80年代他到亲戚家里拜年吃饭，都被父母警告不要吃亲戚家摆上桌上的“看菜”。之所以叫做“看菜”，就是因为家家都在春节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招待亲友的餐桌看的丰盛，把咸鸡咸鸭咸鹅等肉菜也给摆上，但是，只兴看不兴吃。这一两盘肉菜是要若干次拿出来招呼不同批次的亲戚的。所以父母经常提醒说“你要长点记性，不要吃看菜。”当然，主人是会非常热情地招呼：“来来来，夹点这个，夹点那个，这又不是看菜。”这就是此地无银了。那是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表演，而客人也会非常配合地主人的表演，坚定地拒绝。

严肃不忍吃这碗荷包蛋，就推辞说，正事要紧，咱们还是先说事吧。

话说赵铁柱家里还算比较殷实的时候，赵铁柱的独生子，赵金锁，18岁娶了邻村的一个16岁的漂亮姑娘张秀花。虽然金锁身体孱弱也没有俊朗的容貌，但是秀花家里看到赵家的彩礼丰厚，就软磨硬泡地让秀花答应了这门婚事。秀花生得俏丽且年轻，喜欢吃穿、爱好打扮，总和赵金锁闹别扭。一天赵金锁说了她几句，秀花愤然出走，走到街道拐角处的一个杂货店，杂货店老板金一品用几个果饯和几块蜜糕就成功勾引住了他，并许诺给她好生伺候。金一品生性淫浪，经常招惹年轻女子。秀花架不住他的金钱攻势，觉得好吃好穿总比家里那个“无能”的丈夫要强，就和金通奸半年。

一天秀花在街上游荡被三个花花公子调戏，被路过的一个身材魁梧长相俊朗的年轻人郑德明阻拦喝散。秀花上演贴身戏码，撒娇道他们以后再来骚扰她怎么办？郑请秀花来到自己的姑妈家中暂歇。郑的姑妈耳聋残疾，就这样她家成了郑德明和秀花常常幽会之处。

金一品半个月没有看到秀花到他家中，就对秀花进行盯梢，发现了郑和秀花的奸情。嫉妒之下，打定主意，借故要驾车进城拉东西，把赵金锁拉到郑和秀花二人行淫之处。赵金锁怒不可遏，想要进屋杀了二人，被金一品拉住，示意二人从长计议。

金一品和赵金锁按照商议定的计策，谎称需要到外省拉黄豆，需要七八天。秀花见状心里欢喜，就在金锁离家之后来到郑德明姑妈家中。而赵金锁跑到金一品家中，金一品炒了几个小菜，金一平趁着赵金锁酒醉昏睡，执牛耳尖刀，估摸着二人现在应该已经昏睡，来到郑和秀花二人躺卧之处，试图杀死二人。结果二人并未昏睡，金在和郑的搏斗中被自己带来的牛耳尖刀捅死。秀花见死了人，就劝郑投案自首，说二人奸情事小，死人的事情大，且郑是在自卫过程中杀人，按法可予以轻处。二人在争执过程中秀花大声呼叫，被郑左手捂住口舌，右手扼住喉咙时间过长误杀。郑是一个识文断字且是一个见识多广的人，他用绳索悬挂在房梁上，绳索的另一头勒住秀花的脖子挂起，伪造成秀花悬梁自尽的现场。并且把牛耳尖刀放在金的手中，在桌上以模仿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秀花的遗书，称两人奸情败露，金试图劝说秀花嫁给他但是被她拒绝，金试图对他实施暴力，但是被秀花捅死。秀花见杀了人，就悬梁自尽。

官府判定赵金锁杀了二人泄愤，把他关入死牢，执行了死刑。

从严肃了解的片面的、破碎的信息，以及赵金锁父母绝对不相信他们的儿子会杀人来看，严肃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严肃不经意地看到堂屋的正中间摆放着一个观音的塑像。一般人认为观音才能拯救死刑犯，让死刑犯摆脱轮回的痛苦。

严肃是绝对不相信轮回的。他觉得民间的很多信仰，都是功利主义的，没有道德上的根本评价。所谓赏善罚恶，也是遥远的很的事情。功利主义的信仰就像是说杀人劫货如同“你怎么情人节花那么多的钱买花”“不划算”一样，而心底里缺乏应当有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是人天然有的，是植入我们骨髓的、人之所以为人的DNA。

严肃又想救赎他们的灵魂，又哀叹“灵魂”的事情十分遥远。

如果让他鼓励他们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又像鼻子没有在被窝里面闻不到屁臭的那种人，或者是时时刻刻有人给他们打伞的人。

和永恒相比较，解决人在现在的世代的暂时的苦难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意义更为重大，更为崇高。同样，解决人生前的事情，其意义也并非逊色于死后到底去往何方。

就像古时候不世而出的明君和廉吏，在局域性的意义上以及有限时间内，针对个别的人，实现了局部的“天国”。这样就比很多的布道更有用。

一个人施舍了另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拉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就是给了他一个“天堂”。

可以就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繁荣的工厂和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往往比很多教堂或寺庙更为安抚人心。

严肃觉得这个案子的案情不是他一次两次访问就能完全掌握的。他还需要时间，还需要走访相关的当事人。而且，即使翻案，也只能给这个家带来一点点的安慰作用。因为这个案子即使翻案了，也不能让他们的儿子复活，那又是为了什么？

正义。这种追求正义的普通感情，支撑了他们的一切努力。

看着赵铁柱和他妻子苍老和愁苦的脸，他陷入了沉思。

严肃认为古时候老百姓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着为了生存而练就的温良顺从和在压迫之下强大的韧性，但是在行为模式上确实有着普遍的小滑头和小聪明。

就像古时候乡下的农村人，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有多深入的理解。我们如果走进他们，他们也许聊的是哪家地主的三房四房很漂亮，哪家的财主又买了多少地、雇了多少长工，等有钱了他们要娶几房的姨太太，到镇上哪个茶馆去赌多大的博等等。

而由于缺少思想的启蒙和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刻意和强迫的“教化”，他们对封建礼教的秩序和社会陋习习以为常。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公正人人平等自由文明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殆尽，在他们遇到大的不公待遇和人生遭遇的时候，这种渴望尤其明显。

所以说，谁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从来不曾渴望平等民主和自由呢？那些明里暗里说中华五几千年封建礼教是“存在即合理”的说辞，是没看到在史书对官民平等君臣平等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的渴求不着一字（黄宗羲、顾炎武等除外）的背后，在看不到的民心深处，对人格平等社会文明的渴求在暗流涌动的事实。

这种平等也并非是对家谱进行“考据”之后发现“你原来不过是一个臭卖鱼的”“你家祖上不过是编草席的”这种阿Q似的平等，而是不论何人在人格上不受无端侮辱、蔑视的平等。

对人格平等和公平社会的追求，是刻在人的骨子里的，是天生的，即便封建帝王没有“赋予”他们，文人和史官不着一字，它的存在也是无法消除的。

每一个清官廉吏治下的有限区域，就成了他们的乌托邦和巴士底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