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充足，人员齐备，学校开学，富贵人家子弟，贫穷民工子弟几千人，分成好几个班，师资绝对够，教育处的不说，光军队所有人都有资格为古代人授课，隔着四百年的知识，这群古代人比现代小学生都不如，原则上谁都可以让他们学上一辈子的，先从最基本的拼音学起，等到他们全掌握现代知识，估计所有穿越者都去见马克思了，以前只有做学生的份，如今摇身一变也可以为人师表了，神兵卫喜气洋洋，每个人走路都忽然变得规规矩矩了，现在都是老师了，得有个老师的摸样不是。
港口在几千民工和机械的赶工下，已经初具规模，当然和现代码头相比，这不过是个民间造船作坊，可在大明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庞大，十几艘百吨排水量的水泥船造好了，动力将用换下来的军车柴油发动机，稍加改装，装在船上很实用，这个是商贸的同志要求造的，用于内河航运，光靠陆地运输成本太高，有了这一批钢骨水泥船，黄河上运输物资就方便多了，以后还会继续建造，因为以后不光是黄河，还有长江水系，只是现在还鞭长莫及而已，需要的量很大，当然几千吨排水量的大船暂时造不了，千吨以内的已经可以试试了，图纸都是现成的，从现代船舶爱好者电脑里翻出来的。
造什么样的海船有过争论，汪大元他们认为既然要造就直接上钢铁，跳过木制时代，只要造一两艏，可以说全球无敌，再说秦岭基地有大量钢铁，物尽其用，不能被民用挤兑完才想起海权，范小武他们认为还是从木制风帆船开始，柴油机蒸汽机研制都需要时间，钢铁大船缺乏各种机械仪器，费时费力不说，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海洋贸易和天津的防卫，还是从头做起好，一步一步来才稳妥。
两帮人争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几千穿越者，那么多现成的材料，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至少也得造出一两艘甲午时期那种炮舰来，焊接技术不过关，可以考虑部分采用榫卯结构，分体建造技术等等，范小武等则认为我国郑和时代的戎克船很实用，只要装上几门现代火炮，就是威力巨大的战舰，至于钢铁战舰现阶段技术是有，造船所需机械材料不足，不如先仿制几艘戎克船，过几年造出龙门吊再考虑炮舰不迟，否则光靠人力太费时费力，基地几个领导充分了解对比了各种船只的优劣建造难度，认为现阶段不是以建造战舰为主，而是建造武装商船更实用，可以中和双方的意见，主体木结构，材料充足，动力采用机械制造处研制出来的蒸汽轮机，辅助动力用风帆，关键部位用钢铁结构，部分船身也可使用包铁皮的方式，火炮使用105毫米榴弹炮，这东西秦岭基地仓库里还有被淘汰下来的几十门，别堆那浪费了，正好拿来直接安装上船，每艘船两门足够，外加两门75小姐，这样工作量不大，造船速度提升，防护能力加强，至少在这个时代是无人可敌，估计几十年内西洋仿造不出，缺点是始终没有全钢铁战舰耐操，碰到大量战舰围攻的话，很容易出现伤亡，不过这是暂时的，只要采矿炼钢和机械制造处给力，造出柴油机，龙门吊，解决各种切割焊接工艺，钢铁战舰的制造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用什么船型，这个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盖伦船和戎克船两种，我国戎克船平稳适合装载货物，西洋盖伦船速度灵活，两种船不求体积巨大，千吨左右，加上现代火炮等装备，足以应付海盗，小股西洋舰队，建造数量也不需要很多，有个几十艘可以了，剩下大量资源用于近代炮舰的研发，通过和秦岭基地数次沟通协商，终于决定开始建造，从大明收刮来的大量木匠铁匠加上部分现代器械，几个干船坞开始忙碌起来，初步估计第一艘船只下水需要近一年的时间，不是木材不够，而是很多钢铁构件需要从陕西人力运过来，加大了难度，这是没办法的，如果不使用钢铁构件，面对大航海时代几千吨级的西洋战列舰，损失会很大，所以宁可放慢速度，也要提高防护水平结构质量，以免出现不可接受的损失。
两个基地压力最大的不是各类工厂，农场，养殖场，制造处，而是卫生处，人手太缺乏了，专业性太强，不是一时半会能学会的，红娘子带来未能进入新兵营的女子都被卫生处招募了，加上从各地流民中选出来做事比较精细稳妥的，仍然远远不够，一是古代人自身防护意识卫生观念太差，二是末世疫病流行，三是面对现代机械等缺乏安全意识，伤亡疫病数量很大，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因此培养医护人员任务繁重，工作量巨大，整个基地都在抽调人员帮忙，无论如何，保证穿越者安全健康是第一位，保证流民的平安健康更是不可草率，临时医疗场所越建越大，那些流民从原来的观望，渐渐有了模糊的健康愿望，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排队检查，反正各种毛病都有，大到癌症，重伤等重症，小到跌伤寒热等轻症，以前没人当回事，也请不起郎中，现在手里有了些钱，这里神医名头传扬，古代又是孝字当先，自然引来很多为家人为自己保命的需求，当然里面查出了一些鼠疫天花病人，还有伤寒坏血病疟疾霍乱等等，就是个各种疾病大杂烩，除了对查出人口地区消毒隔离外，还得尽心诊治病例，力求减少传播死亡，所以卫生处是所有单位最繁忙，最幸苦的存在，所有的资源都向这里倾斜，即使是军队里好战分子也没任何怨言，这里每天都要面对生离死别，不是一场残酷战争短时期难受那么简单，占用资源人员很大，是穿越者来大明后始料不及的，白手起家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相对而言新兵营的建设就比较简单，除了地方大，其他都比较简陋，秦岭那边直接用集装箱当营地，天津没这个条件，自然是就地取材，建起了很多木板房，两地都没有通电，还是用古代的蜡烛照明，主要是人员多面积大，发电量不足，必须优先供应生产建设部门，因此安排新兵白天训练，晚上学习文化，军训当然很艰难，比不了现代人，所有人几乎都是文盲，左右分不清是正常的，只能在每个人的左臂左腿上系上白布条，现代人一个月就能完成的队列，大明新兵需要三个月时间，还不能让人满意，没办法，古代人认识水平在那，当初决定三年的训练期就是考虑到了他们的接受程度，现代新兵训练一年基本完成，两年已经是老兵了，在大明一切都必须从最差最慢来考量，三年时间是非常合理的，加上扫盲，标准是三年能认识两千个汉字就算是成功，平均每天需要认识两个新字，很多红军时代扫盲的经验被重新应用，比如在前面新兵背上贴上几个字，小黑板，小本本，沙地上写字，用水在木板石板上写字等等，都收到了一定效果，很快就在新军营里普及开来，新兵的学习热情丝毫不亚于当年红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封建时代读书写字那是上等人才有的机会，平头百姓根本没那个资格，所以知道神兵叫他们学文断字自然很配合，认为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每个人都很珍惜，即使再怎么难以理解，也没人敢和现代教员对着干，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根深蒂固，对每个神兵都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扫盲教育也带来很多大明官员不理解，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都是文人耳熟能详的，读书上进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神兵卫竟然让几万大头兵学习，匪夷所思，好多人明里暗里提出来，问为什么？陈伟峰孔丘和教育处的早就准备好了强词夺理，说孔子乃说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意钻古人没有标点符号断句的空子，有人问起就如此回答，然后岔到别的问题去，开始那些文化人还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渐渐觉得是神兵故意在曲解圣人，毕竟论语泰伯篇并非这一句话，把全文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圣人是认为愚民才对，不过现代人对于他们抬杠毫不理会，不是说格物致知需要认识文字，就是说军队行动命令必须认字，然后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一句话，随你们怎么看，神兵卫的新军必须认字，谁也阻拦不了。一次两次几次一来，所有大明官员都明白了，想在神兵卫混，就得识字，不跟你来子曰圣云那一套，更有甚者，被问急了，有些神兵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把孔老二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毒害华夏千年，以至于人分等级，科技落后，思维禁锢，狂妄自大等等，搞得这群圣人门生一脸苍白生无可恋，恨不得拔刀相向，舍此身为天下除妖孽，只是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徒叹奈何。
武将和当兵的不这么看，他们没什么条条框框，没有固有思维束缚，反而越加尊敬所有教官，训练学习虽然幸苦，可每天三顿管饱，时不时来点荤腥，这种神仙日子出娘胎就没有过，大明将军待遇不过如此，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除了爹娘，就是这些神仙，但凡看到哪个酸臭文人缠住教官，马上会一拥而上，有理无理先推到一边再说，谁敢对教官无礼，那就是和整个新军过不去，就是挖他家祖坟，所以好几次面对大明文人胡搅蛮缠，都是新军大头兵解的围，慢慢的，现代人和这些五大三粗的明人开始有了亲朋般的友谊，这对以后对大明社会的改造有极大的帮助，临管会对此很满意，这些新兵就是种子，是大明以后的希望。
也有些不识抬举的官员偷偷给朝廷给皇帝上折子，说他们败坏圣人教诲，教的都是离经叛道的东西，要求皇帝出面拨乱反正，否则必然颠倒纲常，乱了法度云云，可惜此时的皇帝已经基本看清了士绅真面目，经过和神兵首领交谈，对各种事实的应证，对以前所学有所怀疑了，听不进看不进居高临下的指责，当看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时竟然哈哈大笑，拍案叫绝，这些神兵果然天纵之才，连圣人圣言都可以反过来解释，也可以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另外一种意思，还无法反驳，千百年传下来就没句逗，怎么说都对，比满朝迂腐有趣有用得多了，心中反而更增加了对神兵卫的向往，就连张皇后周皇后等后宫嫔妃听说了，也都眼前一亮，有种顿开茅塞的感觉，觉得千百年来读死书还不如这一句来的干脆利落，还添加了一句，说她们不信圣人不愿意全民读书，全民识字这不就是王道乐土吗，人人知书达理，圣人只会乐见其成，而不会是大逆不道云云，崇祯也毫无语言反驳，觉得没什么不对，于是这些告发的奏折就都躺在角落里装灰尘去了。
卢象升曹变蛟这些武将按神兵的要求不需要天天出操，可他们坚持要和新兵一起训练，一是他们本身体力充足，二是他们想从最基本开始体验现代新军训练的不同之处，所以他们是最积极的，比曹化淳高企潜张之及史可法他们幸苦多了，史可法等人文弱，不适合高强度训练，神兵卫只要求他们适时参加，大部分时间都在学堂，和太子废唐王各藩王官僚子嗣一起学习现代知识，当然疑问很多很多，有空就会缠住教官，现代人被问得昏头脑涨，只能轮番上阵相互轮换，否则别想有休息时间，一些问题容易回答，比如后世为何文字简化？当然是为了书写方便容易记忆，利于规模化学习，有些问题就很难回答，比如数学公式中的蝌蚪文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和拼音一样？又读法不同？回答起来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还不一定能说清楚，面对一大群求知强烈的古人，现代人感到力不从心，筋疲力尽，即使丢给他们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也只会增加更多的问题，咳，谁说的只要推翻封建统治就可以改天换日，从此凤凰涅槃？民智未开，你来教教这些古代人试试，不把你累的生无可恋，一头撞死就算是祖上积德了。那绝不是什么一般的民智未开的问题，而是提升二维文明到三维的地狱难度，估计一辈子都不能让他们完全理解，可见那些写书的有多无知，比闭门造车都要荒唐。
小学生的常识课上说人是猿猴变得，在古代就是捅了马蜂窝，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说猴子才是祖先，谁接受得了？讨巧的是，自古以来尊师重教就是中华民族美德，上课的时候死记硬背可以，却不象欧美那样可以反驳老师，所以课堂上静悄悄，一下课则沸反盈天，追着老师问，现代教官也知趣，下课后一般直接开溜，否则被围住这一天那就甭想吃饭睡觉，这样的事天天在发生，搞得教育处的几个来时信心满满目空一切的老师，开始怀疑人生了，有几个已经打报告说自己能力有限，希望组织把他们调离，即使安排去工地开铲车也比这里强，面对一群思想顽固，愚昧落后的古人，他们想举手投降，再这样下去，古人没疯他们自己先疯了云云，可惜临管会不准，你们教育处的不去，难道叫搞民政的，搞工程的去上课？专业不对口啊，不过为了安慰这些担惊受怕的教育工作者，还是安排了很多军队里能说会道的去临时充数，反正每一个现代人都可以做古代人的老师，去分担一下他们的压力绝对可行，这一招算是勉强稳住了学校的日常，因为每个现代人初做老师总会热情百倍，口吐芬芳，极力表现自己，被各种幼稚问题围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尤其是那些平日里就是话痨的，更是找到了用武之地，所以皇庄也好，秦岭也好，若选宣传鼓动说书律师什么的，不用选，只要看谁呆在学校时间长的就可以了，能在这种地方如鱼得水的，不用说一定是能把死人说活的人才。
商贸的架构基本建立，周原和郭英功不可没，规范财税制度，理清购销渠道，加强预决算管理，监督资金流向，建立台账制度，责任到人，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京城的淘宝楼和天津这边，营业额一天比一天高，肥皂等日用品也开始慢慢被古代人接受，没钱任何东西都是奢侈品，有钱吃饱喝足，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肯定会考虑个人卫生家人健康添衣换家档这些，所以一些现代用品总算有了些销路，不像以前那样，绝大多数古代人只看不买，现在已经有少数人开始零零碎碎的购买日用品，这是好事，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人接受，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慢慢潜移默化，改变古代人的生活习惯。
招商引资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天津和皇庄那么多人口，已经吸引了附近小商小贩，每天清晨总有一批肩挑手扛的商贩按时前来，为了方便统一管理，周原和郭英特意制定了一块区域，还让工程队建造了几排简易棚屋，作为自由市场的底子，所有商贩无需缴税交房租都可以无偿入驻合法交易，主要是考虑的这个时代百姓困苦，小生意能糊口就不错了，那点小钱征上来都没意义，不如还人做到底，一切免了，只求扩大影响，方便民工生活，为以后真正的招商引资起个宣传示范作用，当然市场管理人员是要配备的，就像现代的城管，都是由民工中选拔出来老实本分的充当，制止各种恶性竞争，欺行霸市，小偷小摸，以及各种突发治安事件，由秦岭警务处派的两个同志负责管理，算是形成初步规模，而且有扩大的迹象，据杨廷麟说比之原来府城县城的市场都大而且规范，颇有熙熙攘攘的盛世景象，认为大明要是各州府县都能做到这样，那天下一定太平，百姓一定安居乐业，这些他都详细写在奏折里，字里行间对神兵对待劳苦百姓的举措赞不绝口。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工程是吸引大明富商前来投资，几排木制二层楼早已经造好，里外粉刷，水泥铺地，室内木板地面，单独厕所，水塔冲洗，玻璃窗，木制桌椅板凳，后院仓库，包括停马车的停车场，一切都显得高贵典雅，大气滂沱，当然这是在古人眼里，在现代人眼里，这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民工住宅，受条件限制，只能尽量用现有材料做好，只要被古人接受，就是成功，带着大明官员走马观花，一个个都赞叹不已，短短时间，这批神仙就平地起高楼，换在自己任上，要想如此规模旧貌换新颜，得等到猴年马月，足见神兵神迹名不虚传。
他们回去后所见所闻一说，整个京城商户闻风而动，都来打探，税率十取一，不贵，先是十几个原来就来不及赶工的成衣铺搬了进来，接着染坊布匹商跟进，再接着米商盐商跟来，连古董商也来凑热闹，原因是这些神兵米面盐糖等不稀罕，可随便哪个朝代的锅碗瓢盆都抢着要，即使是大明司空见怪的瓷器等也是抢手货，所以好多古董商索性搬来这里坐地行商，一下子带动很多行业租去了大半门面，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市场，比之京城零散店面热闹多了，甚至在油灯火把的照耀下，很多商户做起了夜市，这在大明是绝无仅有的，都是拜神兵地界法规严整，治安良好，没人敢作奸犯科所赐，惹得一众大明士绅感慨万千，都说中兴大明，太平盛世，现在除了这里，一切红红火火，日新月异，哪还能找到第二个地方啊，就连几个总爱挑刺找茬的老学究，也是心悦诚服，平日里看不惯他们一举一动，可他们做事如此规范，如此条理分明，公平公正，还真不是大明官府士绅能做到的，至少十几年内都做不到，问了好几个商户，对税收也好，治安管理也好，毫无意见，都认为是应该的，这和他们原先那种与民争利的概念完全颠倒，以至于有些官员开始对以前先入为主的说法开始怀疑了，比如史可法杨廷麟等人，这也是必然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现实对比才会有真知实学，而他们也都把所见所闻写在了奏折里，以供皇帝参考，皇帝则是把曹化淳高企潜等人的奏折和他们的一起来看，越看越觉得有道理，越觉得自己以前被蒙蔽了。